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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文革、毛澤東的討論



毛澤東與“大躍進”

[隱藏]
七、“大躍進”過去了,但暗流卻在湧動

  雖然毛澤東以平和的手段解決了“大躍進”問題,但他的內心世界卻遠不像表面上那樣平和。盡管他在公開場合沒有點出中央和地方領導所犯的具體錯誤,但這並不表示那些錯誤沒有在他心中留下任何陰影。事實上,他在少數場合不經意地流露出真實的情緒,證明他對地方抵制中央正確決策的做法是難以釋懷的,盡管這種不滿最終仍然體現為自我批評:

  ——(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那兩個月我動筆批的文字有兩萬字以上。打筆墨官司沒有多少用,兩萬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縣、社、隊封鎖,你有什麼辦法。……過去我們開一次會議,決議很多,以為這些決議會靈,其實並不那麼靈。會議的決議,多不一定靈,少也不一定靈,關鍵還是在於情況明不明,決心大不大,方法對不對。(《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

  在“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的問題上,毛澤東嚴格地採取了“內外有別”的方針,對外竭力維護領導核心的形像。然而,一些內部信函卻證明他與自己的高層同事之間已經存在一些裂痕和隔閡。1961年,他在一封寫給劉、周、陳、鄧、彭等人的信中表現出罕見的急躁情緒: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你們為什麼那樣忙呢?……請同志們……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反對兩個平均主義》,1961年3月13日)

  僅僅過了兩個月,在寫給兩位省級幹部的信中,毛澤東的不耐煩情緒仍然十分強烈,而且口吻十分嚴厲:

  ——井泉同志:你為什麼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們的。五月四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裡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並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准給你們寫回信。(《給李井泉、陳正人的信》,1961年5月6日)

  從這兩封信來看,毛澤東顯然認為自己的同事中已經存在不可忽視的官僚主義問題,甚至可能認為一些同事自大狂妄、目中無人,已經丟掉了群眾路線的光榮傳統。在這些信件中透露出來的不滿情緒,其實正是“文革”中“推倒重來”的先聲。如果說這時候毛澤東的不滿還不是公開的,那麼1962年以後相繼發生的一些事件,卻極大加強了毛澤東對於現有幹部隊伍的不滿情緒。

  首先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事實上,毛澤東從來不否認“大躍進”災難中具有人禍成分,而且他甚至多次在高層領導中暗示“大躍進”的問題首先是由於幹部的思想和作風問題。然而,出於維護黨內團結的需要,毛澤東選擇了“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作為對外宣傳的基本口徑。這並不是毛澤東為自己辯護。他沒有必要為自己的辯護,他在“大躍進”中始終如一的反“五風”言行就是他最佳的辯護詞。但他需要為這個犯下了集體錯誤的黨組織進行頑強的辯護,這是改正錯誤、重新前進的基本保證。

  因此,當出現“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且得到一些幹部的支持時,毛澤東必然感到不快。這時,一位傑出領袖的胸懷,使他不可能像我等俗人一樣,向那些持“七分人禍”論的領導問上一句:

  ——當發生七分人禍的時候,我在堅持反“五風”,但你們都在幹什麼?

  但他並沒有這樣問。這樣,毛澤東的沉默與“七分人禍”論者的“直言”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與會人員中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心理效果。由於沒有一個“七分人禍”論者像毛澤東那樣作出任何具體而堅決的自我批評,相形之下,看起來更加徹底地批判“五風”的“七分人禍”論就使得持此論者顯得比毛澤東更加堅決。在一切不太深知中共高層決策內幕的人士看來,毛澤東似乎在文過飾非,而“七分人禍”論者們卻是在試圖深刻地揭示“大躍進”災難的真正原因。

  沒有人能夠在這種投機取巧行為面前感到無動於衷。

  但對毛澤東來說,這只是一個插曲而已。盡管他可能感覺不快,卻並沒有公開表示自己的憤怒。這顯示了他維護團結的巨大決心。畢竟,對於一個優秀的政治領袖來說,在這樣的重大危機時刻,最大的利益就是維護黨的團結。在這個最大利益之外,任何有關個人得失的考慮對他來說都已經無關緊要。

  更為嚴重的挑點,是隨後出現的路線問題。路線分歧的代表,就是“大躍進”之後的“三自一包”政策。這項政策似乎是從省縣一級產生的,隨後被中央認可。但毛澤東本人並不贊成這個政策。因此,看著這個政策的實施,毛澤東也許重新感受到在“大躍進”期間經歷的那種無可奈何感。這時,他肯定意識到:這個在他的領導下闖過生死關並且奪取國家政權的政黨,已經具有了某種自發的目標和動力,不再是他能夠輕易左右的政治力量。

  更為重要的是,這支政治力量似乎正在偏離他所期望的政治目標。那種認為毛澤東“戀權”的觀點是幼稚的,低估了他的政治境界。事實上,權力在毛澤東眼中永遠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這個手段有利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毛澤東是絕對不會在意誰在行使權力;但如果權力手段的運用偏離了社會主義的目標,毛澤東就絕對不會聽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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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大躍進”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說“大躍進”具有正確的方向和錯誤的步驟措施,那麼“三自一包”就不僅是在步驟和措施上是錯誤的,而且在方向和目標上也是根本錯誤的。

  斯諾曾經根據一個不夠準確的翻譯,把毛澤東形容成一個獨立特行的“孤僧”。在“大躍進”時期以及“文革”前的那些日子裡,這個形容也許能夠很恰當地描述毛澤東的真實心境。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的孤獨源自於他的博學和深思。跟他的同事相比,毛澤東讀書更多更廣,更能夠依據歷史的經驗,在現實的微妙變化中察覺到未來的色彩。

  因此,在結束“大躍進”之後的那幾年,在多數人看起來只是手段調整的社會經濟政策變遷,在毛澤東看來卻代表著方向和目標的變化。他或許甚至憂郁地意識到:昔日那些在“大躍進”中以激進主義者姿態出現的領導幹部們,在“大躍進”的災難面前,作出的政治反應竟然是掉轉方向,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開始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這時毛澤東想起了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倒下數千萬戰友們。他們是喊著“為了新中國”的口號倒下的。依然留存在記憶中的血色使得毛澤東不可能不對未來的道路保持冷漠的態度。說到底,他畢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絕對不會允許“手段”干擾“目標”的實現。確實,毛澤東說過“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但他卻並不認為“解放生產力”就是最終的目的。他沒有辦法忘懷死去的戰友們所夢想的理想社會。雖然毛澤東根本不相信那個理想社會是可以用區區十多年甚至幾年就一蹴而就的,但他絕不會拋棄那個理想。

  他試圖改變現實的發展趨勢。這樣,就有了“四清”運動。這場旨在清除黨內資產階級思想的政治運動其實正是“文革”的預演。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造手段將在“文革”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現於世。但在毛澤東看來,“四清”是失敗的,其根源就在於它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其矛頭指向群眾而不是幹部。這完全不符合毛澤東的一貫理念。相反,他從“大躍進”及後來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是:人民群眾基本上是好的,問題主要出在幹部身上。

  毛澤東對於“四清”是失望的。“四清”的結果,使得毛澤東更加深刻地懷疑現有權力機制自我改造的有效性,並且試圖找到使這一機制重新恢復活力、重新把握方向的辦法。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要在1966年親手拉開那場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在“四清”中,毛澤東希望把矛頭指出廣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文革”則把目標定位在最高領導層。然而,即使是“文革”開始後,毛澤東也對“黨內資產階級”的自我覺醒和痛改前非抱有一定的希望。

  因此,在“文革”的最初五十天,毛澤東似乎還心存幻想,試圖把運動的主導權交給各級領導,寄希望於他們被這場更加猛烈的群眾運動所驚醒,並且接受昔日的教訓,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接受洗禮和改造。但在這段長達兩個月的“文革”“考驗”期裡,權力運行機制卻又重蹈了“四清”的軌道,不是進行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是習慣性地鬥爭的矛頭轉向基層和群眾。這使得毛澤東對既有政治結構完全幻滅,由此開始了對整個權力結構進行清洗的“休克療法”。

  “文革”肯定是一個更加富有深意的話題,但這個話題並不屬於我這樣的歷史愛好者。我只想說:“文革”之因深深在埋藏在“大躍進”的災難之中,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邏輯聯繫。在某種意義上,“文革”只是對“大躍進”錯誤的全面報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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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張百奇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由高峰栽入低谷的年份,據說餓死了很多人。人們通常以“大躍進後遺症”、“大飢荒”、“三年自然災害”來定名此時期。我在網上也時常看到有些對共產黨不滿的人以此攻擊共產黨執政不利,似乎這一與大躍進相關聯的歷史事件的真實以及由此證明大躍進主導思想的失敗,已成定論,無須再爭再議了。下面例舉的就是我在網上搜尋到的一則最典型的某人有關“大飢荒”的所謂最真實的回憶:

“爸爸和岳父說主要責任是大煉鋼鐵荒廢了農業生產,還大搞所謂的萬斤‘衛星田’,把割斷的稻子等集中在路邊田,還放上小孩子給上邊參觀,因此災害是有的,但很多地方沒有自然災害,也大批餓死人。

還說66年的時候,本來是大豐收,卻搞革命運動,把麥子等糧食爛在地裡。我高中的地理老師,北京外國學院畢業西班牙語畢業的大學生,文革後被從外交部趕回老家的鎮中學當地理老師,他說那時侯長江大堤上全是餓死的人的骨頭。

他們說:山東這裡,沿海的,本來飢餓的時候,可以去海裡搞吃的,有的是海貨的.但當時搞極左不准下海單幹,就餓死了很多。我岳父說他們村800來人不到一下子餓死80多人,岳母插嘴說有個老頭餓死的時候,嘴巴上還有根草,很多人餓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麼細!

通過我家的經歷就可以看出,社會上流傳的餓死的那個三千萬數字,其實可能還是個很保守的數字。
應該學台灣平反和紀念爭議極大的‘二二八’起義那樣,以寬廣的歷史胸懷,建立大飢荒死難者紀念碑,給予死難農民以烈士的待遇,給予哪怕幾元的像征性的撫恤金。”

乍看乍聽這段回憶,似覺人情味很濃,很有些為百姓鳴不平的味道。可這確是地道的詭辯術所為。其所以貌真不假,便是作者將部分詭辯術綜合巧用的結果。

我是研究辯證法的,也兼研究詭辯術。辨證法,是全面地,立體地,變動地,有度的,適中的認識世界的方法。盡管有的事物真實擺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不能辨證地去看,便不會得出實事求是結論的。所以,不辨證就是不實事求是。人們總不能不究其理而把魔術當成真實。

詭辨術,很接近辨證法,或者說貌似辨證法。與辨證法根本不同是:詭辨術是虛構、誇大、縮小、遮掩真實方法的集合。形像地認識全部詭辯術,應包括無中生有、有飾全無、節外生枝、實老言少、亂界不清五術。這位“回憶大飢荒”的先生,也只用了“無中生有”、“節外生枝”兩術,就達到了如此“驚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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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下面就讓我們將這位詭辨大家的高作做如下分析:

其一,“我高中的地理老師,北京外國學院畢業西班牙語畢業的大學生,文革後被從外交部趕回老家的鎮中學當地理老師,他說那時侯長江大堤上全是餓死的人的骨頭。”一九六六年長江大堤上全是餓死的人骨頭,有這事嗎?如果說六一、二年,在長江大堤上偶而發現被餓死人的骨頭,也許是真的。可一九六六年文革剛開始,全國初見動亂,還沒有達到極亂而影響民生的程度。而且那一年長江兩岸根本沒有出現過如此普遍的水旱災害,就是說根本就不存在長江大堤上堆滿餓死人骨的歷史背景。何談“長江大堤上全是餓死的人的骨頭”?如此連一點真實的歷史依據都沒有的“回憶”,便不管是地理老師說的,還是作者本人的傑作,一概是明顯的“無中生有”。

其二,“通過我家的經歷就可以看出,社會上流傳的餓死的那個三千萬數字,其實可能還是個很保守的數字。”我就是在六一、二年挨過餓的人,那時主要是因為下邊的幹部只對自己負責,不對中央和百姓負責,吹牛吹過了份,中央以為下邊真的產量可觀,於是便把大量的糧食平調補缺或發往蘇聯還債,結果苦了農民,著實忍飢挨餓了一陣子。那時我們整個公社近萬口人,吃野菜樹皮的確有人在,還真沒聽說誰被活活餓死過。不過也有謠傳,說外地餓死多少多少人。還記得官方說這是台灣特務在造謠,並斃過謠。我認為,處於那樣的特殊的歷史時期,加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經驗不足,在中國某些偏遠落後的農村,也許真得餓死過人。不過,眼看著人被餓死,沒人管的事兒,起碼在我們公社沒發生過。當時的中國普查技術能力不高,連統計上來的糧食產量都是虛的,那麼統計人口便難保真實。既使真得有三千萬人被餓死,只要在統計數字上,便難免不實。何況時至於今這個三千萬人被餓死的統計數字也不是共產黨發布的,並最終證實是台灣“統計”並“公布”的。不可思議的,當時的國民黨就是“高不可攀”,竟然隔著台灣海峽,還能統計到大陸三千萬人被活活餓死。這不是蒙,又是什麼?說六一、二年中國大陸餓死人不假,但說餓死三千萬,並有人補充說“其實可能還是個很保守的數字。”便一概是“節外生枝”。

其三、“山東這裡,沿海的,本來飢餓的時候,可以去海裡搞吃的,有的是海貨的.但當時搞極左不准下海單幹,就餓死了很多。我岳父說他們村800來人不到一下子餓死80多人,岳母插嘴說有個老頭餓死的時候,嘴巴上還有根草,很多人餓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麼細!”其中第一個描述是:海貨有的是,人都要餓死了,不准下海單幹,結果餓死了人;可那時我們那個地方,因為社員挨餓,不僅允許上山挖野菜,還允許社員到生產隊的地裡“摸拿”(全國普遍的),同是共產黨的天下,同是一個政策,為什麼偏偏不讓沿海人下海撈吃的。不是海貨有的是嗎?既然不准單幹,那麼“雙幹”,也不致於餓死人啊?是政策有問題呢?還是人死性呢?其中第二個描述是:“我岳父說他們村800來人不到一下子餓死80多人。”“不到一下子”是不一到一天,還是不到一年啊?對這“一下子”怎麼解釋,我這個學了四年中文的人,也許一輩子也解釋不了。這當然反映了作者為了誇大實事的用詞之妙。再說,想必還是有吃的,若不然80多人都餓死了,那720人也活不到今天!何況他岳父說的那個村,是無府無縣的,不僅在中國,恐怕找到國外都永遠不會找到這個一下子餓80人的地方。由此,我真懷疑他岳父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其中第三個描述是:“岳母插嘴說有個老頭餓死的時候,嘴巴上還有根草,很多人餓的肚子很大,腿跟棒槌那麼細!”餓死固然是餓死了,嘴叼上草根,肚子很大,腿跟槌那麼細,從文學的意義上看確實死得很慘,可從實際看也許不全是。如此這般地描述,又一概是“無中生有”加“節外生枝”。

盡管作者在對“大飢荒”回憶中的不實之詞是顯然易見,可是作者在文中還真道出了一句對中國未來發展很負責任的話。就是“大飢荒的死難者究竟多少,爭論起來沒意義。”

我想也是,死固然是死了,說死多死少,又死得如何凄慘,無助於現實的發展。再說,尚無據可證當時確實餓死了三千萬人,即是真死了三千萬,而且原因就在於共產黨的政策失誤,大伙瞞怨、漫罵、攻擊共產黨,也與“死”無補,甚至如作者所言為餓死者立一個什麼碑,便更沒有絲毫意義。有意義的我們應該如何準確地總結這一失誤的教訓,為後人的發展開一條不再失誤的明路。

如果讓主流經濟學家和右派們來總結,就是共產黨無能,毛澤東胡鬧。解決的辦法是讓毛澤東承擔全部責任,讓共產黨下台。我卻偏偏不這樣認為。事實也不這樣認為。

大躍進固然是一次失敗的運動。但失敗的原因不在黨中央,更不在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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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隱藏]
先說總路線。以毛澤東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倡導並指揮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總路線錯嗎?特別是“多快好省”的提法又錯在哪兒呢?“多快好省”近似於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試想,“好省”是對“多快”的制約,絕不是無限制的“多快”,不“好省”的“多快”是“硬道理”,是盲目。但也絕不是無要求的“好省”,不“多快”的好省是“保守”,是“右傾”,都不科學,都不可取。正如毛澤東主席在他的一篇最能代表他“大躍進”時期思想的《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所說的:“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興的就是在這個會議上有個把同志講到這個問題。還有,在報紙上我也看見那麼一篇文章,提到這個問題。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可知,黨中央、毛主席根本就沒有向下邊要求必須追求不顧“好省”的的“高速度”

再說大躍進。舉國“大躍進”,動員全國力量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的提法錯了嗎?注意是十五年,而不是一年兩年。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想法,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這十五年間,只要中央指揮得法,中國鋼鐵產量和糧食產量超過英美是完全有可能的。何況“十五年超英趕美”是劉少奇同志第一個公開提出來的。再說糧食,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是這樣說的:“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麼多時間。”看清楚了嗎?黨中央和毛主席確定中國糧食高產指標,是到二十一世紀,不是一、二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幾十年。可知,黨中央、毛主席根本就沒提過什麼不切實際的“高指標”。

再談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錯了嗎?試問,不把中國農民以公社的形式組織起來,合作共業,但憑似解放以前那樣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小生活、小農經濟,中國農村能有長遠發展的希望嗎?肯定沒有!可知,黨中央、毛主席成立人民公社主張,是一個能使農村獲得穩定,使中國農民獲得利益的長遠之策。

總之,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在“大躍進”期間制定的方向和總體思路是正確的。

可如此正確的路線和如此完善的政治前提,為什麼竟得出了錯誤的結果呢?目前多數人認為,大躍進的失敗以及由大躍進造成如“大飢荒”之類的惡果,是三分天禍七分人禍,所謂人禍又完全是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決策的失誤。其實這是誤解,更是胡說。讓我說,錯不在上層,也不在下層,而是完全在中層,或者說完全是中層幹部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決策執行不利的結果。

毛澤東很早說過:“只有落後的領導,沒有落後的群眾”,又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再具體一點兒說,大躍進的失敗,關健就在於執行中央決策的官員們太落後,不僅沒有發揮其“決定因素”的作用,有的還發揮了反作用,甚至是破壞作用!

多數居心叵測的官員們認為,如果按照毛澤東思路改革下,如果突出了集體的實力,自己的家庭私利就會受到威脅,可中央的決策已定,反對肯定不行,於是便把其老祖宗對付“皇帝”的損招不折不扣地用在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身上,企圖以此給中央和群眾之間制造矛盾,最終達到群眾對中央和毛主席不滿的效果,把毛澤東擠下台。

在中國有史以來的官道上,“皇帝”以下,百姓以上的官員們為了自己的私利對付“皇帝”和百姓的方法,最損的也是最有可能實現其陰謀的無非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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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其一、玩虛的,說假話,在中央和群眾之間設置障礙,割斷上下信通渠道。

記得我在我的《警惕暗暗插向中國共產黨心髒的軟刀子》一文對此作過如下分析:“在家天下的官員體系中,下級官員以瞞攏作弊,虛報浮誇等手段欺騙上級官員,抑或“群臣”集體欺騙“皇帝”,則是普遍的歷史現像。其中原理要從官道心理學中找答案。因為每一個官員的命運都在上級的把握中,所以按照上級的意圖辦事,取寵於上級,確保政績不失,指日升遷,是所有官員的共同心理。本來發展是出自基層,是由基層的自生能力決定的。可是不切實際的官員多數認為發展是自上而下由政策促出來的,於是往往以上邊確定的指標來代替基層的真實發展。比如上邊要求下邊經濟發展目標每年要達到5000億元,實際下邊只能達到1000億元,其余4000億元,就由除“皇帝”以外的各級官員用虛假的統計數字來充填。從而造成一級欺騙一級的常見官場病。相信國家的最高首長,很少有為虛行事的,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沒有絲毫利益,不僅不會因為這樣做把自己再升到上帝的果位,反倒必然會失去基層對自己的支持和信任。比如毛澤東確實想通過國家的發展在短時間(十五年)內“超英趕美”,而且他所希望的又絕不是虛華的數字,而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實力結果。可是他的中下層官員根本沒能力使基層的自生力擴大,又怕毛澤東說他們無能,便集體團結一心,大放“火箭”,在舉國官場內展開了一場吹牛大賽。現在普遍存在的統計造假,便是如此病像的延續。就是說,官員們縱向橫向都清楚,這是在胡說八道,但為了彼此的官利權力不失,便都在“瞪眼撒謊“。所以,最終被欺騙的無非是中央首長和基層群眾。在這種情況下,左右國運的絕不是中央首長,而是除中央首長和群眾以外的寵大官僚集團。他們的強大就在於他們必須在中央和群眾之間設置一個使之絕對不能互相接觸的厚厚高牆,然後便可以隨意給“皇帝穿上新裝”,又可以隨意不顧下情的“拔苗助長”。即是明智的中央首長有接觸下層的動機和行為,他們也必然會以保護首長安全為由,來限制首長的出行範圍。果真首長要找群眾談談話,也必須安排一些貌似群眾的“演員”來擺平。諸如魯迅一樣敢說真話的人,他們就是拼上命,也不會使其有半點兒與首長接觸的機會。”不是嗎?下面有資料證實: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誰是搞浮誇,說大話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事情發生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討論農業合作社小社並大社的討論中,吳芝圃在會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在吳芝圃吹牛說大話的影響下,夏收中,當時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虛報成3200斤,另西平縣城關公社則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後經調查,這兩個公社的畝產數字是謊報。正當信陽地委準備糾正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浮誇風愈刮愈大,大到猶如12級台風!一些大搞浮誇的人,把這種虛報產量美其名曰“放衛星”。高指標,浮誇風吶喊、唱贊歌最富有權威性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宣傳口負責人×××、××,和《人民日報》,其所為與其說推波助瀾,勿寧說是謊言制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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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其二、因上級正確決策有損己利,或因執行上級正確決策有難度、有風險而不願執行,並提出反對意見,或結伙提出反對意見,當自己的意見被否決後,便采取過火執行的辦法,似如將餅烙糊、烙焦一樣,將事情辦砸、辦臭,一以此挑動大多數不明真向的人對決策者不滿,二以此證明自己有先見之明,三以此讓上級難堪而不得不承認錯誤。

毛澤東主席順應民意,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人民公社的形式,合作共業,互助互敬,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不僅提倡農民在生產上合作,還應在生活上合作,甚至大膽進行了打破家庭傳統落後的生活模式,走集體共生的路子的實驗。可是我們的幹部,包括中央一級領導幹部的一部分,由於受中國封建思想毒害過深,跳不出傳統落後的生存圈子,一度認為中國共產黨打下天下,完全沒有必要在繼續革命了,而是還應該像帝王將相那樣,再形成一個以世襲為主要特征的家天下才對,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決策,雖然心裡不滿意,可行動上卻沒能力拒絕,於是便把古來官道的第二損招,用在了共產黨身上。不是嗎?下面有資料證實:

資料一:1958年7月14日—18日,×××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有報導說:××同志參觀了台前社,社幹部向他彙報說: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彙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同志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後,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

資料二:1958年10月至11月,×××在川先後視察成都、重慶、郫縣、彭縣、江油、昭化、劍閣等地。他從廣元乘車,對劍閣縣農村情況進行了視察……第二天,火車到了昭化車站,……××同志下車徑直朝田邊走去,彎下腰,仔細察看後,對廣元縣委書記說:“你們這裡怎麼才犁這麼深﹖”該縣委書記說:“我們已經把犁頭由兩寸加長到五寸了,這都不容易啊鸎”××同志說:“人家是掘地三尺,深翻土地,你們才耕那麼深,怎樣能增產﹖”回到火車上,××同志對地委負責同志批評道:“你們這樣搞農業是大失敗,大垮台,明年是大減產鸎”

一畝地是不可能產出30萬斤地瓜來,土地深翻超過熟土層會破壞地力。這樣極為淺顯的農業常識,對這二兩位都是生在農村的中央首長來說,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在揣著明白裝糊塗呢?由此可知,毛主席、黨中央要求幾十年完成糧食增產指標,我們的主要執行官員,不是沒執行,而執行過了火。效果就是要求農民一定要在一年內或幾年內完成,完不成不要緊,只要吹出來也行;毛主席提出八字憲法是為了提倡農民精耕細作,絕沒有讓農民把土地深翻出生土來的意思,毛主席也根本沒這樣說過。可我們的官員在執行“八字憲法”時,卻生讓把生土翻上來。還有,中央要求啟用民智,全民動員,大煉鋼鐵,十五年超英趕美。可我們官員在執行時,卻過了火,變了味,一是時間不需要十五年,要立即見效,二是煉不煉出鋼來無所謂,只要把家裡的鍋砸了充數即可。可見,這決不是在執行,而是在借執行之名,行不執行之實,這絕不是在成全黨的事業,而是在破壞黨的事業,是徹頭徹尾的破壞!

不僅如此,後來他們終於逼著毛澤東主席承認了“錯誤”。這便是他們實施這一損招見效的更加有力的證明。

其三、本來上邊要求辦的事兒有成的可能,可因如果辦成此事並不利於自己的現在和將來,於是便將此事責成其下屬來辦,並故意斷絕其成功的條件,比如讓無能之人來辦此事兒,或辦事的人雖然有能力,卻給其配備老的上不去征戰馬,少的拉不開紫金弓之類的無能之輩或配備足能抵消其能力的破壞者來協助其辦事,必使所辦之事因具體辦事人無能為力而失敗。

單說“吃食堂”這件事,就是明證。關於農民不應該吃食堂似乎已有了不容爭議的結論,原因是那時農民在食堂裡放開肚皮吃飽飯,把集體三年的糧食都吃光了,把集體的積累吃沒了。

誰也不會相信,在家也好,在集體也好,同是那麼多糧食,又同是那麼多肚皮,為什麼在家裡放開肚皮就吃不光,在集體裡放開肚皮就吃光了,而且一年吃了三年的糧食?難道人在家裡是半斤的肚子,到集體就變成一斤了?難道在公社食堂中能放開肚皮,在家從來就沒放開過肚皮?有人說因為在家裡吃的是瓜菜半年糧,難道在集體裡就不可以瓜菜半年糧嗎?紅軍就是集體生活,就是吃“食堂”,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歲月裡,尚能吃飽,並且從沒發生過一年吃沒了三年糧食的事情,甚至在危難時還能節約互助。

再有,以色列從1909年就組織了基布茲,其中人人吃集體食堂,而且吃到現在都沒解散。我們都發展到了1958年了,還說因為太“左”而不應該,並且吃了不到二年就散了伙。如今,也不知是宣傳的結果,還是有人故意造謠的結果,竟把似紅軍那樣的吃食堂,渲染成了洪水猛獸一樣的可怕,使人聞之喪膽,聽之生畏。

當然不能說當時全國有的公社成立了食堂,在食堂中存在著個別放開肚隨便吃的事實。但通過我的調查和我小時候的記憶,我認為,吃食堂失敗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肚皮原因,也不是組織原因,而是某些幹部對共產黨的決策不滿,又應用官道損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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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飢荒”、“大躍進”、“大食堂”

我出生並生活過的村子也吃過食堂,記得當年食堂的條件差不說,關健是由於各方面條件都不具備,根本就不可能放開肚皮吃飽飯。我那時小,對吃食堂雖有點兒印像,但整體情況並不十分清楚,可是周圍與我一齊幹活的老農們比我清楚得多。下面就聽聽一位名叫趙鳳山的老農是如何介紹吃食堂的。他說:
“一九五九年那年,我們村大豐收,可所有收下來的糧食都充為公糧全部上交糧站,食堂吃的糧食不是按人口,而是按勞動力多少再到糧站裡去領。我那時在食堂裡做飯,因為糧食是按勞動力來的,做出飯來,不管誰家人口多少,都按家裡勞動力人數發放飯票。勞動力多的家還能維持,勞動力少,人口多的家,往往是一個月的飯票,不到半月就吃光了。你想,那時誰家都有幾口閑人,所以,能吃飽的家庭實在是太少了。沒辦法,就得上山挖野菜,最後逼得人們不得把蕎麥桔、麥麩子、細米糠壓成粉,再加點小米面和黃豆面當炒面吃。食堂裡的飯多數是胡蘿蔔加玉米碴兒熬成的粥,還有窩頭,吃的菜多數是燉乾白菜,裡面一點油水都沒有。一年到頭,也沒吃過一頓大米白面。哪有放開肚皮吃飯的事兒?”

我認為趙鳳山講的才是真的,他的憶述與當時普遍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完全一致。就是“一進食堂冷溲溲,一兩炒面二兩粥。”

所以那時一些別有用心官員們,對自己吹牛皮所造成的惡果不負責不說,還對公社事業,采取了“釜底抽薪”,斷絕農民糧道,讓公社諸事難成的損招。

要我說,吃食堂無罪。以色列人、紅軍的吃食堂,已經證明了吃食堂有利於培養團隊成員同甘共苦的精神,更有利於打勝仗。可像大躍進年代的那種以家庭為單位憑票並“按勞分配”的吃食堂,非離心離德不可,如果再斷了糧道,便會使吃食堂的人眾定散無疑。

請同志們好好想想吧!中國歷史上確有應該承擔大躍進及其相關聯的“大飢荒”、“大食堂”損失責任的人,但絕不是毛澤東,更不是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真的想通了,還應記住這樣一句話,就是對待任何人的思想行為和任何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可以下結論,但是想不通,看不透,看不準,最好是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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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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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

[隱藏]
  是誰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是毛澤東、周恩來。吃飯離不開糧食,糧食離不開農業。因此毛澤東、周恩來非常重視農業,把發展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一抓到底,毫不放松。兩位偉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十分關心人民的生活問題,為了讓人們吃飽飯、吃好飯,付出了畢生地努力。

  是誰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用鄧小平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竊以為應該是毛澤東、周恩來。吃飯離不開糧食,糧食離不開農業。因此毛澤東、周恩來非常重視農業,把發展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一抓到底,毫不放松。兩位偉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十分關心人民的生活問題,為了讓人們吃飽飯、吃好飯,付出了畢生地努力。

  水是促進糧食增產的關鍵。在毛澤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思想的指導下,全國掀起了興修水利的大高潮。三十年間在全國範圍內,修建了八萬五千多座大、中型水庫;小型的水庫更是遍地開花,每個縣、公社(鄉)甚至每個大隊(村)生產隊(小組)都有自己的水庫。渠道是水的“血管”,凡是有河流的地方,只要條件允許,都修建了灌溉水渠,有的貫穿全縣地域,有的甚至跨縣越省。河南林縣紅旗渠,就是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遇山鑿洞,逢壑架橋,跨縣越省,劈開太行山,引來漳河水。紅旗渠是五千年中華民族史上的奇跡。在紅旗渠精神的鼓舞下,在全國每個縣、社、大隊以至生產隊,都修建了規模大、小不等的引水渠道。各種渠道像蜘蛛結網一樣,遍及中華大地,數不勝數。一些沒有河流的地方,人們采取找水源、修建大口井、修建雨水儲存井、打深井的辦法解決農業用水和人畜飲水問題。正是這些水利設施及其配套工程,為農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使旱地變水田,糧、棉、油、蔬連年豐收。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艱巨的工程,是共產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私奉獻,不需要國家投資或很少投資的結果。

  化肥的大量生產,為糧食產量快速提高插上了翅膀。毛澤東出生在農民的家庭,很了解提高糧食產量的途徑,在動員群眾多積、多施農家肥的同時積極發展化學肥料。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克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嚴密封鎖和經濟的困難,充分調動國家和地方的積極性,多種渠道籌建各種類型的化肥廠。在短短的幾年內,從中央到省、地、縣,國有、集體各類化肥廠紛紛上馬。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這些遍及全國的大、中、小型的化肥廠基本建成並投入生產,為農業豐收提供了充足的食糧。

  優良品種的推廣,促進了糧食產量明顯提高。優良品種是提高糧食產量的重要條件,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很注重發展優良品種,開展種子革命。國家先後培養了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小麥育種專家張改生、何蓓如,玉米育種專家李俊雄等種子專家。經過這些人多年的努力,研究出了耐旱、耐澇、抗病蟲害、抗倒伏、高水肥、低水肥、矮、小、密、早等適應不同土地生長、適應於不同播種方式需要的高產水稻、小麥、玉米、棉花等優良品種,為糧、棉、油產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各省、地、縣都成立了農業科研機構,每一個公社也有農業技術推廣站,每個大隊都有農業技術員。這自上而下龐大的農業科研、推廣隊伍為農業的發展,糧食產量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優良品種的推廣、普及使糧食產量由建國初期的每畝單產二、三百斤提高到每畝單產一千斤,全年畝產可達到兩千斤以上的可喜成就。

  種植形式的革命,為糧食產量的提高做出巨大貢獻。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進行了種植革命,徹底改變了過去的傳統種植形式,大力推廣合理密植。隨著高水肥、矮、密種子的培育成功,通過水稻、小麥、玉米等農作物的合理密植,大大提高了糧食的畝產。

  農業機械的發展,有力促進了糧食的豐收。毛澤東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農業機械化的實現,各省、地、縣都成立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行政部門,從省農機廳、到地區的農機局(處),縣裡的農機局等,同時各級政府還成立了不同級別的農機科研機構和農機公司等企事業單位,每個公社都有政社合一的農機推廣站,各大隊都有農機員,實自上而下現了農業機械化科研、生產、銷售一條龍,一稈子插到底。在70年代初期,每個縣都成立了拖拉機站,每個公社也成立了社辦拖拉機站,各個大隊甚至生產隊都有了自己的拖拉機;凡是土地開闊的地方都實現了機耕、機播、機收、機打;廣大農村實現糧食加工機械化等。70年代中期,在全國範圍內,以拖拉機為主的農業機械化初具規模,農民已經嘗到了農業機械化可以解放生產力,可使糧食增產的甜頭。如果不是社會變革,實現農業機械化已經未時不遠。

  農作物的科學管理,使糧食增產更一層樓。由於農業技術的推廣、普及,廣大的農民都學會了農作物的科學管理的技術。他們科學施肥、合理中耕、適時澆水,樣樣都講究科學,按科學態度辦事,農田科學管理,促使了糧食的豐收。

  農作物是有生命的,它同人一樣也難免有生瘡害病的時候,也難免有被外來敵人(蟲害)侵犯的時候,過去科學不發達,只有聽天由命。毛澤東、周恩來特別注重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及時地籌建了許許多多不同品種、不同類型的大、中型農藥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這些工廠就陸續投產。各類農藥的大量使用,有力地防止了農作物病蟲害的發生,為糧食的增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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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

  
  土壤是農作物的母親,離開了母親新生兒就不可能降生和良好成長。全國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大的促進了農田基本建設,土地連片平整、“大寨田”的改造,大大改造了土壤;土壤普查的實施,使土壤和施肥進行了有效的配合,做到了土壤缺啥營養就補充補啥營養,讓土壤更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上世紀70年代中期,全國統一進行了土壤普查,土壤的普查對合理施肥,提高糧食產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們這裡通過普查,發現土壤普遍缺磷,於是當地政府就號召廣大農民多施磷肥,結果全面積增產。小麥、玉米的單產,每畝平均可增收100斤左右。土壤革命使糧食的增產又有更大的跨越。

  總上所述,不難看出,是毛澤東、周恩來大抓農業,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糧食多了,不但解決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問題,而且大力發展了養殖業,使肉、蛋、禽等產量也大幅度增長,同時也解決了吃好飯的問題。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有人說吃飽飯是分田單幹的功勞,與毛澤東、周恩來沒有關系。我說錯了,而且是大大的錯了。我們應該知道,從栽樹、結果到收獲總得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周恩來70年代中期栽下的果樹,只能到五、六年後才能結果,這個時候正是分田單幹以後,一些糊塗的人就認為這是分田單幹的好處。分田單幹後,確實從另一個角度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但“積極性”只能算是精神。唯物主義始終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質是基礎,離開了基礎,再大的“積極性”也是白搭。中國有一句俗話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講這個道理。建國前,人們都是單幹的,都有很高的“積極性”,但畝產最多也不過二、三百斤,總是吃不飽飯,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中國歷史已經反反復復地證明了單幹不能使糧食增產,更不能解決人們吃飽飯的問題,這是歷史的總結和結論。在解散人民公社後,在沒有任何投入的情況下,單幹卻神差鬼使般地使糧食產量大幅度的增長,這不覺得奇怪和反常嗎?仔細研究,其實這並不奇怪,這是毛澤東、周恩來載下的果樹在單幹後結的果,是毛澤東、周恩來打下的米,使單幹這個“巧婦”才有米下鍋,這並非是所謂單幹“巧婦”“積極性”的功勞。現在的農村,農民分田單幹後那種“積極性”早已轉移到外出打工掙錢上了,堅守種地的只不過是一些積極性很不高的老弱病殘的留守人員,但糧食的產量並沒有因“積極性”很不高而大幅度下降。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就是毛澤東、周恩來打下的基礎仍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前人種的果樹仍然默默無聞地為人們奉獻著豐碩的果實。

  發生在我們這裡一家的一個活生生的事例就是很好的說明:五年前,爺爺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栽種了好多的果樹,有桃樹、杏樹,還有梨樹。桃樹的結果期是三年,杏樹的結果期是四年,梨樹的結果期是五年。在爺爺活著的時候,全家人就吃上了桃子和杏,都很感謝爺爺。第五年的春天,梨樹開滿了花,就在這個時候爺爺逝世了。爺爺沒有看到梨樹的結果,更沒有親手把美味可口的梨子送到大家的嘴裡。當年的秋天,當父親摘下鮮黃、碩大的梨子遞到大家手裡的時候,全家人都哭了。為什麼?因為大家想起了爺爺,沒有栽梨樹的爺爺,就吃不上這梨子。這個最起碼的常識,有些人就是不懂,他們認為能夠吃上梨子這是父親的功勞,因為是父親給了他們梨子。智商低的這樣認為有情可原,智商高的也這樣說那就是別有用心了。吃果不忘了種樹人是中華民族的美德。那些貪前之功,居為己有的人,不覺得如此不道德的行為而臉紅嗎?那些在大樹底下乘涼,卻否定甚至大罵種樹人的人不覺得自己忘恩負義的言行可恥嗎?

  毛澤東親自制定了農業“八字憲法”。這“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八個字,用“憲法”二字來表述,說明了這八個字的分量。“八字憲法”體現了農民家庭出生的毛澤東,對農業的內行,對發展農業措施、策略的清晰、准確、堅定、沉著,胸有成竹。的確,“農業八字憲法”是發展農業的根本大法。正是這個根本大法的實施、落實,才大大提高了糧食的產量,才使中國人民吃飽了飯、吃好好飯。“八字憲法”永放光芒!

  在這裡我可以理直氣壯說,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周恩來解決了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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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乃彌天大謊!

評李銳“非毛”

在李銳“反毛非毛”的密集攻擊中,最令他稱心如意的莫過於提出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指控。他滿以為這顆“原子彈”一旦扔向毛澤東,就會將其炸得“粉身碎骨”。

參加“非毛”大合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們彈冠相慶,高唱這同一調子。

文藝界的不少作者也時不時跟著咕嚕。

這個指控是“以事實為依據”,還是栽贓誣害?必須分辯清楚。

好在歷史是客觀的實在,不是“任人撫摸的俾女”。李銳的這一指控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它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栽贓誣害,而且是對共產黨和共和國的莫大污蔑!


一、 一個罕見的彌天大謊

改革開以來,李銳到處攻擊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致使中國“餓死幾萬千人”。在我收集到的有限資料之中,就達十次之以上。令人詫異的是,這一如此嚴重的指控竟然可以不要任何“事實依據”,可以隨心所欲地“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早在1980年10月25日,李銳在《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就不提任何事實依據,第一次一口咬定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他說:“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幾千萬人,這是古今歷史上太平盛世絕無僅有之事。”(《手記》第44頁)

與此同時,他在《四千人縱論毛澤東》又把“餓死幾千萬人”修正為“餓死的人何止千萬”。他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等等,一系列‘左’傾冒險政策,使全國人民處於災難的境地,餓死的人何止千萬!”(《手記》第61頁)

過了八年,李銳大約感到這一指控查無實據,心虛得很,便在1988年8月拋出的《廬山會議的教訓》一文中,就地把所謂“餓死幾千萬人”、“餓死何上千萬人”的指控悄悄地收藏起來,代之以大躍進“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他說:從1960年二季度開始,“全國人民營養不良,體質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據《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淨增率為10·19‰,1960年,人口減少1110萬,淨減率為-4﹒75‰;1961年,繼續減少348萬,淨減率為-3﹒87‰。。”(《手記》第177頁)這是在我看到的文章中,李銳是唯一的一次以“統計數據”為依據,來談論這一問題。正是在事實面前,他只好講大躍進“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那是不是說過去所謂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就錯了呢?李銳此人不會認錯。

然而,再過四年,李銳出於非毛反毛的需要,深感只講大躍進“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太不夠“力度”,《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數據應當拋向九霄雲外。於是,重新拋出大躍進“導致餓死了大量的人。”他在1992年的《毛澤東晚年的悲劇細說》是這麼說的,1993年跑到美國某大學演講也是這麼說的。他說:大躍進“造成人民必須消費品匱乏,尤其是糧食嚴重短缺,以致許多地區浮腫病流行,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事情。”(《手記》第270、376頁)

1997年8月9日,李銳在給黨的十五大《關於防“左”的感想和意見》又一次胡說三年大躍進“結果經濟大倒退,餓死幾千萬人。”(《手記》第436頁)

值得注意的是,李銳在同一篇“非毛”大作《大躍進失敗的教訓》中的同一句話,在1992年《手記》拋出時咬定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即所謂“‘大躍進’成了‘大躍退’,而且發生餓死幾千萬人的嚴重情況。”(第199-200頁)到了1998年在《反“左”文集》中推出時忽而又改為大躍進“發生人口減少以千萬計”,即所謂大躍進使得糧食減產,“因此發生人口減少以千萬計的嚴重情況。”(第214頁)真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呀!

這樣一來,李銳是不是“改邪歸正”呢?不是。對於這樣一個個骨子裡“非毛反毛”的人來說,“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君不見,到了2000年5月,李銳到河南鄭州演講就把這一指控“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請看他是怎麼說的呀:“當時(指大躍進-引者注)我聽說過,父親餓得把兒子殺了吃!”“全國餓死二千萬人、三千萬人,還有說四千萬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國了不曾發生這樣的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轉引自《中流》2000年第5期)

大功告成了。“油炸好了,再加點醬油!”

在李銳看來,毛澤東和共產黨真是罪惡滔天!它居然比全世界人民所唾棄的希特勒、納粹黨、法西斯還要壞;它居然餓得父親殺兒子吃;全國居然餓死二千萬人、三千萬人,甚至於四千萬人!如果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真仇大恨,如果不是階級情感上去了,這樣“生動“的話,那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說不出口的。

然而,這是一個彌天大謊!用李銳的話說“古今中外”罕見的彌天大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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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乃彌天大謊!

二、 謊言掩蓋不了歷史真實

李銳所謂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之所以是彌天大謊,是因為它完全違背了歷史真實的信口雌黃。

首先,李銳的這一指控是一個關系三年大躍進後果的、全國、全黨重大事情,應取嚴肅負責態度,必須以全國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作出實事求是判定。這樣的數據和結論理應由國家統計局公告。任何個人都不能也不應當從主觀意願出發,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遺憾的是國家統計局這三年人口數據不全,“非正常死亡”情況也無定論,從而使這個問題尚難於得出精准的結論。

但李銳的這一指控的荒唐性、瘋狂性和唯心性,則是顯而易見的。在我所收集的資料中,他只有一回以《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得出結論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這倒可能近乎實際。因為當時確有非正常死亡。除此之外,李銳則從“非毛反毛”需要出發,隨心所欲,無限提升。他時而說大躍進“造成人口減少以千萬計”;時而又說“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時而又說“餓死了幾千萬”。難道“人口減少”與“非正常死亡”,乃至“餓死”可以簡單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再比如,在“餓死人”的量的規定上:他有時說大躍進“導致餓死了大量的人”;有時說“餓死上千萬”;有時又說“餓死了幾千萬”;有時還說“餓死了二千人、三千萬人,有說四千萬人”。能說不是信口雌黃?再比如,如此嚴重的全國性問題,李銳竟把道聽途說的東西也搬了出來,什麼“我聽說過“父親餓得殺兒子吃,什麼餓死的人“有說”餓死四千萬人的,等等。真是白貓黑貓,只要“非毛反毛”,就是好貓!

如此不顧事實真相 ,叫人怎麼評說?

其次,應當看到《中國人口年鑒》所謂人口減少數據本身也存在著矛盾。李銳在《廬山會議的教訓》一文中以《中國人口年鑒》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100萬”,“1961年繼續減少348萬”,得出結論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繼而又把這個“大量非正常死亡”魔術般地變化為“大量餓死人”,最後再把“大量餓死人”無限誇大成“餓死三千萬人、四千萬人。”

那麼,《中國人口年鑒》這兩個人口減少的數據又是否精准?有沒有矛盾和問題?李銳奉行“有用就是真理”,當然無須問個究竟。

然而,《中口人口年鑒》所謂1960年人口減少1100萬,1961年人口減少348萬兩個數據,雖然源於《全國統計年鑒》,但恰巧兩者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和問題,不是無可質疑的。

在這裡,有必要對照一下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許興全授權所采取的認真、嚴肅的科學態度。他在《毛澤東 晚年的理論和實踐》中指出:“《全國統計年鑒》1960年的全國人口為66207萬人,比1959年67207萬人減少1000萬。1961年為65859萬人,比1960年減少348萬人。但這兩年全國人口總數與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相矛盾。依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推算,1960年全國人口變為66900萬人,比1959年只減少307萬人,1961年全國人口66457萬人,比1960年增加250萬人。”因之,他得出結論:“筆者對《全國統計年鑒》和許多著作、文章中所說的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人和1961年啊1960年又減少348萬人表示懷疑。”(第126頁)

許興全同志依據《全國統計年鑒》公示的1959年全國人口基數和“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推算出來的數據應當是可信的。這樣一來,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人口的變動,就只有1960年比1959年減少307萬人,1961年比1960年不是減少348萬人,而是增加250萬人。這兩個《年鑒》也難免於疏失。

這就說明,整個三年困難時期,只有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307萬人,怎麼能說“餓死了幾千萬人”?

又其次,全國人口減少不等於都是“非正常死亡”

如果說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307萬人,那又能像李銳那樣把“人口減少”簡單地等同於“非正常死亡”?這對於任何一個頭腦正常者來說,理應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得好: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於人口減少的原因必須作具體分析。

人口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影響全國人口總數變動有三個因素:一是生育率;二死亡率;三則是人口遷移狀況。從中國當時的情況來看,每年出境的人數只有幾十萬人,可以忽略不計。因之,這期間我國人口減少問題,則是取決於出生率和死亡率這兩個因素。如果死亡率不變,而生育率下降;或者生育率不變,而死亡率上升;或者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就都會造成全國人口減少。

一般講來,生育率的高低,是人口變動的決定性因素。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之際,由許滌新主編的《當代中國人口》對此作了具體分析。“1960年前後三年時期,死亡率上升,生育率下降”,這就造成了全國人口減少。而其主因是生育率的上升。“總和生育率1959年為4·303,1960年為4·105,1961年為3·287。這幾年生育率下降是因為這個時期婦女由於營養不良、勞動過重造成了各種婦女病,生育呈現停頓狀態。從1962年開始,總和生育率進行才達到5以上。”(第27頁)總和生育率表明的是,如果一群婦女按照一組特定年齡組生育率渡過整個育齡期,並且在整個育齡期無一死亡(即都活到育齡期結束)那麼平均每名(或每千名)婦女將生育的子女數。凡是那段困難時期在農村工作過的人,都針看到當時農村婦女,除了個別大隊幹部家屬之 外,普遍沒有生育。應當承認生育率嚴重下降,是造成1960年我國人口減少307萬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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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乃彌天大謊!

當然,這並不否定認這一段時期死亡率的較大提高也是引起全國人口減少的重要因素。“舊中國的死亡率很高,達到25—33‰,建國後死亡率就逐步下降。1950年為18‰;1952年為17‰;1953年到1957年平均死亡率下降至12·24‰。”“1959年開始中國經濟處於困難時期,死亡率回升,甚至到三年平均死亡率18·14‰,而1960年農村死亡率高達28·58‰。”這種死亡率的上升也不可簡單地認定是“餓死”了人。《當代中國人口》正確指出:“中國經濟三年時期,人口死亡率上升,主要是疾病,如黃膽病、浮腫病、婦女病、老年病等等,而以肺炎、肝炎、麻疹等疾病影響較廣。所以1960至1962年呼吸系統疾病的死亡達64·5—101·77∕10萬,超過所疾病的死亡率,死亡人的比重居各種疾病的首位,佔12—12·8%”(第70頁)

可見,這一時期的死亡率上升,主要是“五風”流行、糧食減產、副食短缺,特別是肉食供應太少,有著密切的關系。換言之,是同大躍進的嚴重錯誤密不可分。但如果把全國人口減少簡單地歸結為“餓死”了很多人,那是說不通的。


而更加荒唐的是從死亡的絕對人數來看。所謂三年困難時期,1958年糧食豐收,1959年僅管開始進入了困難時期,並不存在所謂“餓死”人的問題。1961年全國人口還增加了250萬,也不存在所謂“餓死人”問題。

問題就在1960年。李銳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從1960年第二季度開始,許多城市糧食庫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糧,全國人民營養不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手記》第177頁)196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66207萬人。三年困難時期,國家一如既往保證了全國城鎮人口“糧食定量”供應。筆者所在省會,幹部定量27斤,國家只要求每人“節約二斤”搭配成紅薯。城鎮人口“過苦日子”並非“苦”在糧食定量減少,而是“苦”在副食品嚴重不足。全國城鎮不存在李銳所謂“餓死”人問題。李銳所謂“餓死二千萬人、三千萬人、四千萬人”,只能是農村。而當時全國農村人口總數是52476萬人,李銳說“餓死了四千萬人”,這是什麼概念?佔到了全國農村人口總數的7·62%呀!這又怎麼可能?再說,全國各省生產、缺糧情況也不可能平衡,有的不甚缺糧,有的尚過得去,真正有李銳所謂“餓死人”的省應是少數。地、縣、社、隊,也是這樣。為就是說,全國真有所謂“餓死人”問題不是農村的全部,而是少數。那麼,這全國全國農村的少數地方的人口總數又是多少?果真“餓死三、四千萬人”,又會佔多大的比例?會是什麼境況?這有可能嗎?

值得注意的是,李銳咬定“餓死二幾千萬人、三千萬人、四千萬人”,又是否調查過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死亡人數是多少?1960年全國死亡的人數又是多少?在李銳看來,這樣簡單的基本數據,那是絕對不能調查公開的。否則,就不能制造謊言,栽贓誣害了。

其實,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總共才3282萬,年均為1094萬人。就假定這三年死亡的3282萬人上,無一正常死亡,全是“餓死”,。請問李銳:你說“餓死幾千萬人”的最高值競達“四千萬人”,那豈不是把還活得好好的718萬人說成為已經“餓死”了的人呢?

再請問李銳:你承認苦日子是“從1960年第二季度開始”,所謂“餓死”人問題也就只能發生在1960年。而在1960年,我國死亡人數總共也就是一千來萬人,或者說一千多一點萬人。就算這一年死亡的一千多一點萬人中,無一正常死亡,全屬“餓死”,而你竟然一口咬定全國“餓死了二千萬人、三千萬人,有說四千萬人”,豈不是是把還活得好好的一千多萬人、二千多萬人、甚至三千多萬人統統說是已經“餓死”的人?

罪過呀!罪過!

說到這裡,不能不說到另一個相關的話題,就是如何正確看待造成困難的原因。

應當看到,三年困難時期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澤東襟懷坦白,從不護短。黨中央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過明確的結論,主要是“人禍”,也有天災,還有“蘇聯的破壞。”

而李銳則認為這是毛澤東“護短”。他說:“對於困難的原因,許多人都說是人禍不是天災。毛澤東卻說我們的困難是由於天災和蘇聯的破壞造成的,這是護短。蘇聯撕毀合同是有影響,但那時蘇聯只幫助我們建一些加工軍廠,並沒有與人民生活有關的輕工業工廠。因此,對國民經濟影響並不大。我們主要是農業沒有搞好,應該說是由於我們工作的錯誤造成的”(《手記》第63頁)李銳此人,真是主觀片面真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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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乃彌天大謊!

[隱藏]
然而,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這是客觀的實在,否定不了的。1995年由國家統計局和民政局主編的《1949—1959年災情報告》把這個問題講得清清楚楚。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不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成災面積佔受災面積的30·8%。與歷年並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的糧主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南、黑龍江等省的受災面積,佔全國受災面積的82·9%。本年受災人口為8048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的80%。本年春荒人口9770萬人,相當於1949—1958年平均數的80%以上。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後,全國大陸除西藏外以又發建國後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大災災。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後9年的首位。本年大災不僅超過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大災基礎之上發生的,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9230萬人,本年春荒人口9770萬人,相當於1949—1958年名年平均數的3·8倍。(第38頁)

1961年全國連繼第三年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後的第二位。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超過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數的6·4倍,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第378頁)

由此可見,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建國以來範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的:‘這樣大的災荒是我們開國以來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從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第38頁)

這就說明,李銳否認嚴重自然災害是造成困難的重要客觀原因,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至於蘇聯的破壞是造成困難的外因,也是否認不了的。眾所周知,在美國帝國主義對我國長期、嚴厲的經濟封鎖下,我國當時對外的經濟聯系主要是蘇聯。而1960年7月赫魯曉夫為了懲罰中國共產黨,突然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在中國幫助工作的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在貿易方面對中國實行限制和歧視政策。如此突然的、片面的、嚴重的背信棄義行徑,對於我國當時經濟的破壞,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怎麼能說這種突然襲擊不會對我國經濟造成困難?所謂蘇聯只是幫助我國建設軍工廠,沒有幫助我國搞輕工業工廠,就不會影響到人民生活,雲雲,這對自詡“經濟專家”的人,叫人怎麼說呀!

綜上所述,對於困難時期我國人口減少要作全面的具體分析,不能把“人口減少”等同於“非正常死亡”,更不能把 “非正常死亡”的人等同於“餓死”的人。李銳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是徹頭徹尾謊言,是別有用心的栽贓誣害,是極其露骨“唯我論”唯心主義。



三、 謊言重復千百遍也決不能變成為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真理和謬誤有其確定的界限。真理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反映,謬誤是對客觀事物的歪曲反映。任何人可以憑借權勢,把真理說成謬誤,把謬誤謂之真理,甚至可以諞人於一時,但真理終歸就是真理,謬誤也終歸還是謬誤。

希特勒法西斯的宣傳部長弋培爾有一句名言:“謊言重復千百遍就會變成為真理”。他們據此制造謊言,血腥鎮壓了德國共產黨。但他們的謊言變成真理了沒有?

蔣介石污蔑共產黨“共產、共妻”,這種謊言重復何止千百次,終究了沒有變成真理。

李銳到處攻擊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甚至“餓死二千萬、三千萬人,有說四千萬人”,盡管這種誣蔑的荒唐性,令蔣介石(如果黃泉有靈)也感自愧弗如。但不管重復多少遍,同樣不能變成真理!

李銳制造的彌天大謊已經徹底破產!

但這卻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栽贓誣害,而且是對共產黨的莫大污蔑,也是對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的肆意抹黑。

真不知李銳的黨性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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