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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四)



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四)

[隱藏]
內地口岸區在地底 余若海:無改港地界

【星島日報報道】「一地兩檢」條例的司法覆核案昨在高等法院續審。政府方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一地兩檢」正好顯示香港與內地制度有異,清晰體現了「一國兩制」原則。他又強調解讀《基本法》應以目的為本,因時制宜。將內地口岸區當作是內地範圍,既符合實際需要,也保障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人大常委會去年就「一地兩檢」的決定對法官具約束力或「重大的游說價值」,法官應謹慎考慮。法官聽罷與訟各方陳辭,押後裁決。

余若海形容,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猶如中國在香港的外飛地(exclave),由於它位處地底,故無改變香港地界,不會影響香港領土完整。若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內地根本毋須在港設出入境關口。

余若海又引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的專家報告指,人大常委會具排他性的違憲、違法審查功能,其決定本身可成為法律。此外,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決定對港有強制性的法律效力。她亦有權監督憲法實施,故當然有權判斷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相反,《基本法》條文參照中國憲法寫成,故《基本法》本身不具排他性,不能抽離憲法的背景去理解《基本法》。

申請人一方面要求法官忽略人大常委會指「一地兩檢」安排合憲的決定,另一方面卻指本案上訴至終審法院時,人大便有權釋法。余若海質疑,既然案件終會在終院處理,原訟庭法官無理由在現階段忽略人大常委會決定。

申請人又質疑,在港另立內地特區並非《基本法》草委的原意。余認為《基本法》草委必不會預想回歸二十年後高鐵落成,故解讀《基本法》應以切合現代需要為旨。他重申港府和內地當局幾經商議,認為在西九龍站實行「一地兩檢」是唯一可行方案,否則不但帶來不便,更破壞整個高鐵交通網絡的構思。

申請方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回應指,終院提請人大釋法前,都會先提出釋法的原則和方向,而非任由她們解釋,故法官判案時不能期望人大決定已算是釋法,為減省麻煩而「先意承志」。若人大可隨時隨意釋法,法庭判決便會失去確定性和一致性,威脅香港法治。

《星島日報》內地口岸區在地底余若海:無改港地界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

[ 本帖最後由 宗道 於 2018-11-13 10:44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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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一)

引用:
【星島日報報道】余若海又引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的專家報告指,人大常委會具排他性的違憲、違法審查功能,其決定本身可成為法律。此外,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決定對港有強制性的法律效力。她亦有權監督憲法實施,故當然有權判斷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相反,《基本法》條文參照中國憲法寫成,故《基本法》本身不具排他性,不能抽離憲法的背景去理解《基本法》。 ...
一地兩檢條例》司法覆核,10月30日開審31日審結,法官周家明聆聽陳詞後押後判決。《條例》的法律爭議,包括香港享有的司法管轄權,《全國大人常委會關於「一地兩檢」的決定》對香港約束力等等。官司雙方似乎都準備打到終審,中央可能會積極促成釋法。

1999年12月,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自動獻身」,在《劉港榕案》的判詞中,對全國人大常委會1999年6月26日的釋法正式表態,確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是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迫令香港司法確認《中國憲法》全面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是這場一地兩檢官司的主旋律。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國務院提請,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條款和第二十四條(三)款作出解釋。李國能在《劉港榕案》判詞第57段指稱:「常務委員會顯然有權作出該項解釋。此項權力來自《中國憲法》第67(4)條,並載於《基本法》本身第158(1)條。由第158(1)條賦予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一般性和不受約制的權力。

判詞第56段表示,代表申請人的資深大律師張健利認為常務委員會無權作出本案中的該項解釋,因為根據第158條的正確詮釋,除非本院作出司法提請(其內容只能與除外條款有關),否則常務委員會不能解釋《基本法》。

判詞60指出,資深大律師張健利先生依賴《基本法》草稿(1988年4月)中與第158條對等但用辭有所不同的條款(當時為第169條),其內容如下︰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如對本法的條款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即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本法的條款進行解釋。如案件涉及本法關於國防、外交和其他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的條款的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對案件作出終局判決前,應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李國能在判第61及62段指稱:「此份草擬本對本院並無幫助。我等不知道為何第158條的文本而非該草稿的文本獲認為較可取,而不管如何,該草稿不會使第158條的解釋與根據該條款的字眼作出的解釋不同。.因此,常務委員會有權根據第158(1)條作出該項解釋,而該項解釋對香港特區法院具約束力。」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訂明:「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不是修改權力,不等於賦予人大全面而不受限制的修改權,基本法的修改,還必須依從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第三及第四款的規定。

《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一及第四項賦予常委會的權力,是「解釋憲法」同「解釋法律」。草稿第169條第一款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權屬於常委會」,條文所表達的意涵,已經清晰標示不是一項解釋法律的規定,而是制度申明。

草稿第169條第二款訂明:「常委會如對本法的條款作出解釋,香港特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第二款才是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

認為此份草稿對終審法院並無幫助,認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會常委會」,是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李國能的確認極度粗製濫造。

歷史的痕迹清晰顯示,李國能的錯誤主要不是認知偏差,而是配合「阿爺」顛覆一國兩制,《吳嘉玲案》的判詞已是清晰可見,李國能的真正身分可能永遠是個迷。

終審法院《劉港榕案》判案書全文
http://www.hklii.hk/chi/hk/cases/hkcfa/1999/5.html

※溫馨提示※
香港低端法官名冊(暫定)
已知顛覆《基本法》或濫權枉法或審判不公的低端法官:李國能、陳兆愷、黎守律、馬天敏、烈顯倫、沈澄、梅師賢、胡國興、夏正民、馬道立、李義、霍兆剛、張舉能、楊振權、林文瀚、潘兆初、區慶祥、姚勳智、周家明、沈小民、彭寶琴、張天雁、朱仲強、王詩麗。



[ 本帖最後由 宗道 於 2018-11-11 12:53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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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二)

引用:
【星島日報報道】申請人一方面要求法官忽略人大常委會指「一地兩檢」安排合憲的決定,另一方面卻指本案上訴至終審法院時,人大便有權釋法。余若海質疑,既然案件終會在終院處理,原訟庭法官無理由在現階段忽略人大常委會決定。 ...
大律師余若海質疑,案件終會在終院處理,人大常委會便有權釋法,原訟庭法官無理由在現階段忽略常委會決定。主審周家明法官一定暗地裡讚佩余若海見解精闢,一言驚醒夢中人,不愧為資深大律師。周家明法官可能會在判案書定明《國歌法》應如何立法,香港法院也有釋法權,有權裁定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是否達反《基本法》,立法會制定《國歌法》無理由忽略法官的意見。

全國人大會常委會是否有權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地兩檢」作出決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是否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有必要請基本法起草委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出嚟解說清楚。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1989年2月15日對常委會解釋權的解說資料來源:中國人大網

1、關於基本法解釋權,基本法(草案)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該條還對解釋權的行使作了相應的規定。根據我國憲法規定,解釋法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之一。因此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無可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基本法(草案)第一百五十七條又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條款自行解釋”。考慮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情況,作為實行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其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是必須的。

2、同基本法的解釋權相聯繫,基本法(草案)第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制定的任何法律,如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發回,被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這一規定是同前面說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相適應的

《基本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第十七條第三款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審查的規定。法律審查就是違憲審查,違憲審查是指享有憲法具約束力解釋權的法定機關,依據一定的程式和方式,對法律和法規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並做出處理的制度。憲法的解釋權限也就是違憲審查權限。

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常委會對特區法律的審查,限定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姬鵬飛主任指出,第十七條規定常委會對香港特區法律的審查權,同第一百五十八條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相適應的。

審查權與解釋權是相適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同中央的的職權範圍必須由《基本法》第二章規定,第十七條就是限定常委會的解釋權,姬鵬飛主任的解說正確。常委會的《基本法》解釋權,就是「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亦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常委會有條毛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

姬鵬飛主任指出,《基本法》第十七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律的審查權,是同第一百五十八條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相適應的。第十七條第三款已經限定常委會的解釋權,已清楚說明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不是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一及第四項賦予常委會的權力,是「解釋憲法」同「解釋法律」。「解釋權屬於常委會」,條文所表達的意涵,已經清晰標示不是一項解釋法律的規定,而是制度申明。

歷史的痕迹清晰顯示,在《劉港榕案》判詞第57段確認,「解釋權屬於常委會」等於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李國能的錯誤主要不是認知偏差,而是配合阿爺顛覆「一國兩制」,《吳嘉玲案》的判詞已是清晰可見。李國能十惡不赦是個連狗都不如的低端法官。

1993年常委會喬曉陽在北京回答大律師梁家傑關於《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常委會」的問題。喬曉陽表明,基本法是人大通過的,常委會必然擁有解釋權,但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實際操作時,香港終審法院有把關角色。「終審法院有把關角色」,常委會是非常清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解釋權屬於常委會」,不等於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於1989年2月15日1990年3月28日,先後兩次在全國人大會議對基本法草案作出說明,而1989年的說明對解釋權有詳盡解說,比1990年的解說更具參考價值。可惜姬鵬飛於1989年的解說,2016年12月之前在中國人大網一直是份消失的檔案,直到今時今日,姬鵬飛1989年的解說在香港政府《基本法》網頁仍是消失的檔案。

姬鵬飛1989年的解說在「六四事件」之前,有關對草案說明的文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譚惠珠、譚耀宗以及所有香港委員都應該有。歷史的痕迹清晰顯示,1997年香港回歸成為特別行政區以來,有關常委會《基本法》解釋權的爭論,香港傳媒界同法律界(司法界、律師界、法學界),一直都是詐傻扮懵存心誤道市民同欺騙市民。

大律師余若海《一地兩檢條例》司法覆核陳詞
姬鵬飛主任1989年2月15日對常委會解釋權的解說
終審法院《劉港榕案》判案書全文


[ 本帖最後由 宗道 於 2018-11-15 10:39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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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三)

引用:
【星島日報報道】申請方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回應指,終院提請人大釋法前,都會先提出釋法的原則和方向,而非任由她們解釋,故法官判案時不能期望人大決定已算是釋法,為減省麻煩而「先意承志」。若人大可隨時隨意釋法,法庭判決便會失去確定性和一致性,威脅香港法治。 ...
一地兩檢條例》司法覆核,代表申請方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陳詞時指稱,若人大可隨時隨意釋法,法庭判決便會失去確定性和一致性,威脅香港法治。「常委會擁有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但應自我約束,否則會衝擊香港司法獨立,」此論述一直是法律界回應常委會釋法的主旋律,其本質是維護司法錯誤。

「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法律只有司法解釋具約束力。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立法機關常委會主動釋法其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無約束力。李柱銘被西方傳媒封為「香港民主之父」,但從未引導社會對焦抗爭, 李柱銘犯有不作為之罪。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國務院提請,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條款和第二十四條(三)款作出解釋,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的解釋。釋法決議表明,是根據《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 ( 四 ) 項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如果《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解釋權屬於常委會」的規定,是賦予常委會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解釋權,常委會就不需引用《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的權力。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第一款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常委會」,條文所表達的意涵,不是解釋法律的權力而是制度申明。《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賦予常委會的權力是「解釋法律」。

常委會是依據《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常委會的制度性規定,引用《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解釋法律的權力,對《基本法》的有關條文作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未將《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當作解釋法律的權力。

香港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基本法為依據,常委會引用《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的權力解釋《基本法》,根本對香港無約束力。因此,99年的釋法決議規定:「本解釋公布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基本法》有關條款時,應以本解釋為準。」常委會的決議,是約束香港各級法院。

常委會是以決議方式規定其解釋對香港法院具約束力,而不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約束香港法院。決議違反《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常委會主動釋法,是國內的一制,唔係威脅香港法治咁簡單。

李國能在《劉港榕案》判詞第62段指稱:「常務委員會有權根據第158(1)條作出該項解釋,而該項解釋對香港特區法院具約束力。」 李國能的演繹,是根據釋法的決議穿鑿附會閉門造車。為配合阿爺顛覆「一國兩制」,指鹿為馬粗製濫造,李國能十惡不赦是個連狗都不如的低端法官。

邪惡的司法,無能的立法,行政就永遠污糟邋遢,香港仲可以點樣?天不容問!

大律師李柱銘《一地兩檢條例》司法覆核陳詞
終審法院《劉港榕案》判案書全文

※溫馨提示※

香港低端法官名冊(暫定)
已知顛覆《基本法》或濫權枉法或審判不公的低端法官:李國能、陳兆愷、黎守律、馬天敏、烈顯倫、沈澄、梅師賢、胡國興、夏正民、馬道立、李義、霍兆剛、張舉能、楊振權、林文瀚、潘兆初、區慶祥、姚勳智、周家明、沈小民、彭寶琴、張天雁、朱仲強、王詩麗。


[ 本帖最後由 宗道 於 2018-11-15 07:36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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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與消失的檔案 (之四)

[隱藏]
《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基本法規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基本法為依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訂明:「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

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訂明特定條款的解釋影響到案件的終局判決,終審法院不能自行解釋,判決前應請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常委會,自治範圍內的條款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自行解釋,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第一百五十八條的本質就是分權關係。

1999年1月,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吳嘉玲案》判詞第83段指稱:「這條款規限了終審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規限了終審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的意涵,就是終審法院不能解釋該等條款,只能夠直接引用常委會的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終審法院只能夠直接引用常委會的解釋,下級法院當然亦受條款約束。

李國能的表述,是確立常委會的解釋對香港法院具有直接的約束力,立論是顛覆性解說,係配合阿爺顛覆「一國兩制」。《吳嘉玲案》判詞的幾項論述,似乎都是為「第一次釋法」做好輿論準備,李國能的真正身分可能永遠是個迷。

司法管轄權又稱為審判權。《基本法》第八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法院運用審判權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法律的解釋權和裁量權,法官引用合適的法律進行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事實上,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並無規限了終審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法院需要引用條款,就是對條款進行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條文並不是規定香港法院直接引用常委會的解釋對案件作出判決。香港法院引用該條款進行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這就是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基本法》規定香港法院行使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法院是不能夠直接引用常委會的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法律只有司法解釋具約束力。終審法院以立法機關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對有關條款「再解釋」對案件作出裁決,是終審法院對條款再解釋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和對香港具約束力,而不是常委會的解釋具約束力。

「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有關條款規定由終審法院請常委會作出解釋,條文其實是規定終審法院引用該條款時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終審法院對條款再解釋的司法解釋就成為判例,對下級法院具約束力。

香港享有終審權,「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常委會的解釋不能直接規範終審法院的下級法院,否則香港就不能實現終審權。《基本法》是香港最高法律,條文如果寫成「終審法院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就會產生只規範終審法院的歧義。「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委員會的解釋為準」,有關規定符合普通法規則。

「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立法機關常委會對條款作出的解釋,對香港的司法行政立法都無直接的約束力。常委會的解釋,只能夠反映在終審法院的司法解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產生約束力。

2016年的梁頌恆及游蕙禎宣誓案,原訟庭法官區慶祥在判詞指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賦予的權力,正式頒佈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含義的解釋。該解釋對香港所有的法庭均具有約束力,而法庭應落實該解釋 。」高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亦指釋法對香港法庭具有約束力。佢老母,香港低端法官何其多。

香港是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律體系由成文法和判例法兩大部分組成。《基本法》高於成文法,成文法則高於判例法(法官的法),但香港司法實際的操作,法院是將判例法凌駕於成文法凌駕於《基本法》。而香港法律界(司法界、律師界、法學界)普遍都是以案例解讀法律,其結果就是講多錯多成為「法律磚家」,高等法院法官張舉能同區慶祥都是人辦。

邪惡的司法,無能的立法,行政就永遠污糟邋遢,香港仲可以點樣?天不容問!

終審法院《吳嘉玲案》判案書全文
原訟法庭《梁游宣誓案》判決書摘要

[ 本帖最後由 宗道 於 2018-11-15 11:49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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