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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紀念九一八事變86週年——不忘記憶才能捍衛正義



紀念九一八事變86週年——不忘記憶才能捍衛正義

[隱藏]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6週年。

  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佇立凝神,聆聽鐫刻在漢白玉上的歷史回聲;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一份份新解密的文件,講述著抗聯戰士奮力救國的傳奇;北京、濟南、石家莊等地,防空警報也如同往年一樣再次響起……

  記憶從未褪色、歷史仍有回響,這些紀念活動提醒人們,不忘對歷史的記憶,才能更好地捍衛正義。

  那是一段悲慘屈辱的苦難歷史,也是一部覺醒奮起的悲壯史詩。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製造並發動了侵華戰爭,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國恥,痛徹肺腑;抗爭,同仇敵愾。中華兒女壯懷“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滿腔熱血,“四萬萬人齊蹈厲”“誓死不當亡國奴”,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14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這些歷史記憶,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今天,盡管“九一八”已經遠去,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所有慘遭殺戮的死難同胞,值得我們永遠悼念;抗日戰爭中所有英勇獻身的英烈和為之作出貢獻的人們,值得我們永遠緬懷;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不撓鬥爭,值得我們永遠銘記。我們不忘記憶,並不是要延續仇恨,為的是牢記歷史、捍衛正義,也是為了警醒全世界人民共同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更好維護世界和平。

  “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鐫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石碑上的這句話提醒人們,捍衛正義,防止戰爭,必須首先徹底清除發動戰爭的“思想禍胎”。然而令人震驚的是,日本作為當年侵略戰爭的發起者,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在歷史問題上卻屢屢犯“失憶症”:從教科書事件到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從否定南京大屠殺到掩蓋慰安婦罪行,從鼓吹戰爭責任未定論到否定東京審判……日本右翼勢力這一個個背離國際正義的做法,怎能不令人警惕?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犯類似“失憶症”的,在國內也不乏其人。8月5日,兩個中國遊客在德國國會大廈前行納粹禮拍照;8月7日,4個年輕人披著日軍軍服在抗戰紀念地四行倉庫搞怪;8月13日,兩名男子披著日軍軍服在廣西賓陽高鐵站作秀。如此行為,怎能不令人痛心?

  歷史學家波普爾曾說:“(歷史上)那些被遺忘的無數的個人生活,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這些才是歷代人類經驗的真正內容……”86年過去了,歲月的落英早已覆蓋戰爭的遺跡,發展的潮流一點點清洗著歷史的傷痛,但如果在車水馬龍、霓虹閃閃中忘記了歷史,則意味著割裂傳統、割裂文明。保持記憶,不忘歷史不忘痛,歷史這個“前事”才能真正成為“後事之師”,成為捍衛正義的進步力量。

  不忘記憶,離不開歷史的載體。設立國家層面的紀念日,是以國家名義對歷史的記憶;各種各樣的紀念碑、歷史遺跡,是站立在大地上的記憶。無論是退伍軍人金春燮為抗日英烈建造77座紀念碑,還是江西吉安超果村的村民自發集資建造烈士紀念碑,千千萬萬群眾自發銘記歷史的舉動,都是在告訴世界、提醒後人,渴望正義、走向復興的中國人民,不能、不會更不應淡忘那些曾經沉痛的記憶。

  “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九一八事變”帶給我們一個血火啟迪:鞏固的國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強大的軍隊,是國家安全之本。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軍隊的強弱休戚相關。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就必須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對全軍官兵來說,牢記神聖職責,砥礪金戈鐵馬,抓訓練時不我待,謀打贏盤馬彎弓,這便是對“九一八”最好的紀念。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7/09-18/8333341.shtml

[ 本帖最後由 ksskkkr 於 2017-9-18 06:05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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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期,中日在幹嘛?

孫錫良

“9·18事變”只是日本侵華事件中的一個結果,早前的“濟南慘案”比這更慘。“事變”本身並沒有特別大的影響。之所以不具備特別大的影響,是因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動都被中國“大事化了”。中華民國政權對日本霸權的持續性默認是“事變”成為必然結果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們不妨疏理一下“事變”之前幾年中日兩國政治變局的大致脈絡。


日本政府在幹甚麼?

1927年,日本若槻內閣倒台,田中內閣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評為柔軟外交的“幣原外交”終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後不久,就流傳出一種“田中奏折”的說法(有專著論,本文不議)。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說法,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出現了轉折。

1928年初,田中內閣對滿州政策的三個新思維:
1、以僑民安全為由兩次出兵山東,推行所謂的“積極政策”;
2、即使因為中國內政,日本也不允許滿州秩序混亂,如有情況,日本擁有隨時出兵權;
3、分割滿蒙成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滿蒙產業開發計劃,尤以攫取東北大豆、頁岩氣提煉和煤炭液化為主導方向。

對田中內閣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的齋藤良衛為日本書寫了著名的《中國通商條約論》,特別是其中的“治外法權論”成為日本統治中國的重要思想基礎,也是“日德防共協定”的構想來源。江騰豐二是田中滿蒙外交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張作霖和顧問町野竹馬正式同意修築“吉會”和“吉大”兩條線路,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設計炸死,張學良自此把“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深埋心底。不過,張的死也導致了日本的新變局——田中內閣垮台。


日本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從北京返回瀋陽途中的張作霖

1929年,日本關東軍的“反張空氣”打破了以往慣例,出現許多事先不知道的軍事演習,強行拒絕中國軍人進入所屬地和附屬地。後來,發展到日本官憲允許公開殺人搶劫,甚至有日本人掛出“殺人強盜許可處”的招牌。

1930年,由於張學良對日、俄等外國勢力都採取不合作態度,日華、日滿關係一直處於僵持緊張的狀態,日本“有識之士”試圖謀求整個日滿關係總清算的大時刻到來,希望盡快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領館建議日本政府開始談判以確保日本權益,例如,撫順、安東、營口和滿鐵附屬地、安奉的警備權、對關東州內的中國刑事犯司法權等,凡條約根據不足的,日本政府以“既成事實”或“屬於多年慣例”為依據確保各種權益。

1931年,“9·18事變”終於爆發。(過程和結果不述)

日本關東軍的擔憂:一是擔憂張學良的東北軍破壞日本僑民的水源地,打井計劃被列入日程;二是擔憂東北軍下決心打仗,當時的日本關東軍連一架飛機都沒有(後來調援飛機),而東北軍卻擁有幾十架新式德國戰機,且飛行員已經培訓就位。不過,張學良的東北軍打消了日本人的顧慮,給日本增援部隊的到來保留了足夠的時間。

“9·18事變”後,日本方面連夜召開了“9·18會議”,最終確定了日本的工作部署和應對措施。

同一天夜裡,東三省最高顧問趙欣伯(曾就讀於日本明治大學)打電話給我(日本外交官森島守人自己):中國方面決定採取不抵抗主義,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立即停止所有的軍事行動。

日本關東軍的態度:即使中國軍隊不抵抗,也反對把這種信息傳回到日本國內,以免幣原對滿州發生錯判,要求繼續對東北軍保持高壓,盡可能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實“,然後不管政府同不同意,都牽著政府的鼻子走,如果政府不順從,日本關東軍骨幹分子不惜以“成為滿人”來威脅政府。

(以上內容大部分摘錄於戰時日本駐華外交官森島守人的回憶錄)


日本皇宮在做甚麼?

1925年,徵得攝政裕仁同意,日本政府從殖民地朝鮮調3500名軍隊進駐中國東北。(《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件》第27頁)

1926年12月,裕仁正式當上天皇。先後四次同意派兵中國山東,最多時,日本在山東的兵力達到15000多人。

1928年,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天皇發出“只要政府行為不構成他本身對臣民說謊,政府欺騙外國和臣民,都可不加追究”的態度,也即默認“皇姑屯事件”的合理性。

1931年,“9·18事變”發生後,司令官和參謀長都不過是關東軍的傀儡,板原、石垣、花谷、片倉、土肥原等人實際控制日本關東軍,土肥原當時有“土匪原”的美名,東北的小孩只要哭鬧,一喊“土肥原來了”,馬上止哭。朝鮮駐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在“9·18事變”後擅自增援關東軍並跨過鴨綠江,天皇先是大吃一驚,事後也就承認了,並未追究林司令官的責任。(《本莊日記》第160-161頁)


“9·18事變”後,日本關東軍佔領了東北的嫩江和齊齊哈爾,第二次錦州之戰獲得錦州。天皇對一系列戰爭事件,從未發出制止戰爭的詔赦命令,反而在事件之後追認戰爭擴大化,鑒於戰局對日本有利的事實。(《滿州事變機密策略日志現代史資料》第189-202頁)

歸納起來講,日本天皇對於侵華的基本態度是:實質上支持,但政府的決策盡量不要留下“天皇有責”的痕跡。
東北軍閥在幹甚麼?

1927年初,張作霖在經歷挫折之後,將自己的主要隊伍撤回東北,兩次發表“保境安民”聲明,宣佈滿州獨立。後與日本人鬧翻,出現反日情緒。

1928年,張作霖的死去,加之張景惠、張作相、楊宇霆等勢力的關係,張學良最終作出了“投靠南京政府”的決定。張的決定讓蔣介石非常高興,蔣派出了最高級別的代表團赴東北與張學良達成交易,張群、顧維鈞、羅文榦、吳鐵鋮、陳儀及湯爾和等國民黨高官謀臣齊聚東北。

1929年,張學良,此時正在奉天北陵附近建造一處漂亮的西式別墅,為了鋪設通往別墅的高爾夫球場道路,特意改建了馬路,除汽車以外,禁止其它車輛通行,再又修建一條去北陵遊玩的輕便鐵路,因這些行動損害了日本人在神原農場的利益,雙方發生了多次衝突,但學良並未對日方權益採取行動。(《森島守人回憶錄》第40-41頁)

1930年,張學良對日俄均採取敵視態度,其間爆發了兩次與俄方較小規模的直接戰爭,均以失敗告終。非常可惜的是,張學良雖投靠蔣介石,但蔣實際上對其並不放心,“中東路事件”的始作甬者正是蔣介石。為了抽空張在東北的軍力,蔣誘使東北軍入關對付閻、馮,客觀上給了日閥乘虛而入的良機。

1931年,“9·18事變”剛一發生,張學良和東北最高顧問趙欣伯均宣示“不抵抗主義”。實際上,這就是蔣張共同堅持的“雙不抵抗主義”。


中國國民黨在幹甚麼?

1927年,日本政府對中國推行積極的“大陸政策”,此時的中國,正在幹另一件驚天動地的罪惡事件——“4·12反革命政變”。兩個國家,兩種變局,著眼點完全不一樣。其後,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紅色軍隊進行了五次大圍剿(前三次發生在9.18之前)。


1929年5月,《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宣言》出台,宣言中總結十五條口號。第5條: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第6條: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蔣介石;第7條:打倒新軍閥領袖的蔣介石;第9條:要救黨,必須先打倒蔣介石;第10條:蔣介石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第11條:要解放民眾,必須先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國民政府檔案》(一),《中國現代政治史料彙編》第二輯第六冊第4288卷第1-3頁)

1929年12月2日,張發奎反蔣佈告:近年來,黨失重心,政越常軌,惡腐勢力互為乘除,三次北伐勝利的結果造成了蔣介石的反動地位,迨違法治亂紀大會出現,本黨多年奮鬥利益剝奪無餘,本師為黨生存,誓以死爭……(張發奎《第四軍紀實》第315-316頁)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電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起兵討蔣:蔣傾全國之師,以求一逞,國力凋殘,生靈塗炭,將伊胡底?且西北災區,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況復外交失策,強鄰入寇,數月於茲,中外古今,無此怪像。蔣對外條約之屈辱不顧國體,國事愈不堪言,長此以往,民生何托?……(《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衛致電馮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隨同志之後誓除蔣賊,必須打倒叛黨殃民的蔣介石…….7月13日,國民黨改組派在擴大會議上達成《黨務聯名宣言》,宣言稱:蔣介石罪惡實不容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除此敗類……

1930年3月,鹿鐘麟通電反蔣:蔣氏陰行篡黨,召開偽三全大會,指派圈定代表,違背民主精神,挾黨營私,帝制自為,排除革命軍隊,私購軍械,樹立個人黨羽,凡非嫡系軍隊,急則旨為腹心,緩則視為仇敵……蔣氏利用取消不等條約之機,重新訂立新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在所不恤;蔣氏巧立名目,濫發公債,殘害同胞,禍國殃民。蔣中正已自絕於黨,結怨於人民,罪無可逃,人人可得而誅之。(《革命日報》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馮玉祥、李宗仁通電全國:…..諸位同志(略)台鑒:蔣中正篡黨禍國,弄權逞兵,各方袍澤,同伸聲討,公推閻百川先生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責以領導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報》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黃埔軍校革命同志通電:蔣逆篡竊,黨國板蕩,二屆中央,奮起討賊,領導全國民眾,繼續二中法統,以推翻蔣逆個人英雄事業,實現民主統治…(《革命日報》1930年6月第三版)

1931年6月,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言:蔣中正假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施之於黨,則民主集權,為之破壞,施之於民,則民主勢力,為之摧殘,施之於軍,有起而反對者,咸施以詐術與暴力。數年以來,全黨同志,全國民眾,無不奮然而起,以與此個人獨裁之蔣中正為敵矣!(《反蔣運動史》第343-345頁,《大公報》1931年6月第三版)

正當蔣介石在黨、政、軍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9.18事變”發生了!!!

“9.18事變”的爆發,對中國國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災難,但對蔣介石而言則是一次救命的機會,國破家亡之際,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國民黨團結抗戰,蔣介石抓住這一絕佳“良機”,高舉“共赴國難”的大旗,對不服軟就範的“強硬反蔣派”痛加打壓,對中間派極盡拉籠,對態度有轉變的反蔣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轉了“黨內反蔣”的被動局面,自此以後,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蔣家黨”,東北淪陷,蔣沒有堅持抗戰,卻成就了“蔣家王朝”。

蔣介石對滿州獨立的“默認”(不抵抗主義)與汪精衛對滿州獨立的“承認”(投降賣國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只不過,蔣介石站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位置上有所顧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穩。

“國恥”有感:如果說“9·18事變”是一次大國恥,那麼,在這個大國恥之前早就積累了無數個小國恥。正是因為中國的一盤散沙和民族自殘成就了自己無數的小國恥,所以就有了後面層出不窮的大國恥。忍讓陪罪,委曲求全,投降賣國,除能收獲“國恥”以外,不會有甚麼其它的期待。蔣介石與張學良達成的“雙不抵抗主義”固化並成就了日本對全中國的血腥侵略。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327366067/2794/15/07/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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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做出了甚麼反應?

引用:
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並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8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14年抗戰的歷史,14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

——習近平

 

1931年9月18日深夜,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傳來震耳的爆炸聲,爆炸聲剛過,日軍便開始襲擊東北軍北大營駐地。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

侵略中國,是日本蓄謀已久的計劃。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後,張學良抽調東北軍主力入關,東北兵力空虛,日本便借機製造事變,隨後強佔中國東北。

長達十四年 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也從此開始。


早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就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反對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面對東北淪陷、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迅速作出了反應。


事變兩天後正式發表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

東北國土淪喪,人民蒙難,而此時的國民黨卻正忙於內部爭鬥,並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對日本侵略妥協退讓,甚至阻撓、鎮壓民眾組織的反日活動。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正處於白色恐怖中,而黨所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正面臨國民黨軍隊殘酷的“圍剿”。但與國民黨的消極態度截然相反,中國共產黨對九一八事變迅速作出了反應。


9月20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僅兩天,中共中央就發表《中共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喊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

同時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戰鬥號召:“只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

而且,立即採取了行動。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還通過《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了當前的緊急任務。其中的一項就是:“黨應該特別加緊反帝鬥爭,尤其是反日鬥爭的領導!

中共中央並發出指示,要求滿洲黨組織:“要立刻分配幹部到南滿各地,中東路、吉長路沿線的農民群眾中與動搖不滿的東北軍閥中去發動反日鬥爭,游擊隊戰爭與兵變。”


事變四天後作出決議,明確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使命

九一八事變四天後的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市國民黨全體黨員大會上明確提出:“以和平對野蠻,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次日,國民黨政府發表告全國民眾書,要求“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 ”,公開實行不抵抗主義。


而就在同一天(2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
引用:
這次事變對於中國發展的前途,“將給予決定的影響”!
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暴行,毫無疑義地將激起廣大的勞苦群眾的民族覺醒。
中國共產黨將領導這個覺醒民族的反帝鬥爭!
在黨的正確的領導之下,這個民族的覺醒能夠很迅速的轉變到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正在急劇高漲中的反帝運動的高潮將以更大的力量向前開展。

中國共產黨將有甚麼樣的中心任務和使命擔當?
黨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
領導群眾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和侵略。

要立即採取有力的反日行動!
組織各色各種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公開組織……在各大城市中公開的出版群眾的反帝日報,抓住國內重要工廠——尤其日本工廠進行組織反日的罷工、示威。

在艱難險惡的東北敵佔區加緊鬥爭!
特別在滿洲更應該加緊的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鬥爭(北寧路、中東路、哈爾濱等),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緊在北滿軍隊中的工作,組織它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


9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號召群眾行動起來,“罷工,罷課,罷操,罷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不斷發表宣言,號召和發動抗日鬥爭。
《中國共產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錦州號召民族的革命戰爭的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上海事變第二次宣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佈對日戰爭宣言》
《中央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熱河華北給河北省委的信》
《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決議》
《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
……


迅速在艱苦卓絕的東北敵佔區,領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在已淪為殖民地、形勢最危險的東北地區,中國共產黨迅速展開了艱苦卓絕的行動,履行了自己的抗日主張。1931年11月底,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按照中央的指示,號召共產黨員下鄉發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他說:“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抗爭!

事變發生後,廣大東北人民立即在各地自發地組織起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等武裝隊伍,開展抗日行動。根據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作出了“樹立黨的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決定,一方面支持和領導義勇軍的抗日鬥爭,另一方面組建抗日游擊隊和工農義勇軍。

派出大批優秀黨團員骨幹到義勇軍中去開展工作。如:
楊靖宇到東北反日總會做領導工作,後以滿洲省委代表的身份到南滿負責整頓各縣的黨組織、抗日游擊隊和義勇隊。
李兆麟到遼西義勇軍第四路軍耿繼周部擔任文書處處長,後到遼陽縣負責組織建立義勇軍。
周保中受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的邀請擔任救國軍總參議、前方司令部參謀處長,後率所部與當地由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組建成綏寧抗日同盟軍。
趙一曼到瀋陽的工廠中領導工人鬥爭,任滿洲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長。她領導工人進行反日罷工,配合了義勇軍和反日游擊隊的武裝鬥爭。

……

創建由黨直接領導的游擊隊。如:
楊林、楊靖宇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南滿游擊隊和第三十七軍海龍游擊隊,還創建了以磐石紅石砬子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
童長榮領導整編一些潰散的舊軍隊和群眾性的抗日武裝,發展了5個反日游擊隊,建立了12個較穩固的游擊根據地。
趙尚志領導的巴彥游擊隊,後來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趙尚志任政治部主任。
馮仲雲重建了受重挫的湯原游擊隊,在湯原、蘿北、富錦、通河等地頑強地開展反日鬥爭。

……

中共在東北地區先後創立了磐石、海龍、延吉、汪清、琿春、和龍、綏寧、饒河、巴彥、湯原等10餘支反日游擊隊。東北義勇軍也逐步發展壯大,到1932年夏秋之交曾發展到40萬人以上,活動範圍達102個縣。1933年義勇軍受挫走入低潮後,中共對部份義勇軍殘部進行了收編和整頓。後來,東北人民革命軍和各抗日游擊隊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自九一八事變起,僅在東北,就有無數中華兒女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生命,其中有許許多多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包括人們所熟知的抗日英雄趙尚志、楊靖宇、趙一曼等。其中,趙一曼早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已於1936年8月2日被日軍殘酷殺害於珠河。


趙一曼


不忘九一八,以抗戰精神感召群眾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群眾性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迅速展開。特別是一批文藝工作者創作了大量優秀抗戰文藝作品,在全國範圍內傳播。如歐陽予倩的話劇《不要忘了》,就描繪了九一八之夜,下令不准抵抗日軍侵略的中國軍官被愛國群眾打死的情景。

九一八事變四年後的1935年,中共黨員張寒暉目睹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有家難回的凄慘生活,創作了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東北民眾和中國人民的悲憤情懷,激起人民群眾反抗侵略、保衛家園的戰鬥精神,成為這一時期抗戰文藝作品的一個經典。
引用: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甚麼時候,
才能歡聚一堂?!


“九一八,九一八!”“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後來,無數愛國熱血青年,正是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宣傳和精神感召,紛紛突破日軍和國民黨的封鎖線,奔赴延安,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事業中。

總之,正是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起,無論環境如何艱難困苦乃至身處危亡,都矢志不渝地堅持抗戰的主張、號召和行動,在最危險的淪陷區開展軍事鬥爭,以艱苦頑強的奮鬥和犧牲,擔當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偉大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

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

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http://chanyeren.com/storys/History/2017/09/18/12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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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一曼系被日本狗軍残暴虐待死,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忘記这位爱国義士。 睇下今天的葉劉缩儀,她就是趙一曼被害死的當时国民党媚日苟安的狗官,聯合日本打压拘禁爱国志士趙一曼这班为国家洒熱血抛頭臚的中華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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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chueamojap 於 2017-9-20 11:16 PM 發表
趙一曼系被日本狗軍残暴虐待死,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忘記这位爱国義士。 睇下今天的葉劉缩儀,她就是趙一曼被害死的當时国民党媚日苟安的狗官,聯合日本打压拘禁 ...


如果用當年的狀況來比喻今天香港的形勢,那麼犯民、黃屍歹、港毒等反中亂港的反對派就是溥儀/汪精衛等日偽,建制派則好比國民黨。

反對派為何等同日偽已經不用多解釋,而所以將建制派比作國民黨,正是因為面對外敵搞港毒來分裂祖國的外患,它的窩囊廢實在跟九一八以來的國民黨一樣:
 
•國民黨是靠一味逢迎民國那些剝削殘害百姓的買辦財閥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期間更因為認錢不認國的作風而任由大把日本奸細混入。
 因此當日寇入侵東北時,它便明明在國軍佔有絕對戰略優勢的情況之下一味退縮,生怕軍隊若用了在抗擊外敵的話就會削弱壓制屁民的能力。
 此外它更為了防止在民間呼籲國民去抗日的愛國聲音有朝一日會團結出一股與自己作對的力量,於是便喪盡天良地槍口對內打壓主張殺日寇及東北的分裂份子的愛國義士。
 
•建制派雖然表面上是站在中央那一邊,但實際上它可是為從英殖時代就壟斷香港一切經濟、搶劫市民所有財富的"地產霸權"等本土的財團大亨打緊工,其中還有不少人是抱有殖民時代的崇洋懼外心態。自然地它就不會希望社會上出任何改變現狀的因素,讓其資本家老闆可以繼續從平民百姓刮錢。
 所以面對犯民等反對派多年來變本加厲地反中亂港至到如今明撐港毒,很多建制派的人若沒有中央強勢指令,一般也不會肯大刀闊斧地團結一致、以愛國的名義去抗毒,以免製造出又愛國卻又反"地產霸權"的民間勢力。
 如今有一般強而有力地呼籲重擊嚴懲港毒份子的抗英反美聲音在立法會堂而皇之地響起,即使對普遍愛國的香港人民大眾而言實在是大快人心,有部份建制派的成員卻將它視為跟港毒已完在發誓時玩嘢一樣,是有可能改變香港被資本財團大亨魚肉的局面的呼聲,一些良心被鬼吃了的建制成員更是賤格到憑唱衰"愛國"一事來抹黑這番義正詞嚴地反毒的熱血言詞。

可見,正如當年九一八時想救國就不能靠國民黨般,今天香港的平民大眾想剷除港毒來拯救這個城市,就必須放棄對只顧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來賺錢的建制派的幻想,並且向當年的共產黨學習,將香港的普羅百姓跟內地基層的同胞聯成一線,來抗撃美英日操縱的分裂勢力的進攻、只顧維穩的資本權貴勢力的背叛等等反動反華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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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告訴我們,為甚麼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王誠

  今年是“九·一八”事變86週年,而在去年將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的方案也正式落實(其中意義可以參閱《從“八年抗戰”到“十四年抗戰”說,背後暗藏了甚麼玄機》)。今年9月,教育部審定的統編義務教育階段歷史教材正式投入使用。在這套教材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單元,首次應用“十四年抗戰”觀點,將中國抗戰的起點改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八十六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夜晚,在日本關東軍的密謀下,日本鐵道“守備隊”(按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後取得了在南滿鐵道沿線駐軍的權力)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隨後,日本駐東北的關東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二天,日軍侵佔了瀋陽,在隨後三四個月裡,又逐步侵佔了東北三省。最可恨的是數十萬關東軍不發一槍,撤出東北,將一百多萬的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讓,三千多萬東北人民淪為“亡國奴”。

  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變發生時,中日雙方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對比。當時日方只有一個師團加六個守備大隊,總共一萬餘人;反觀東北軍有正規軍步兵和騎兵二十個旅,於加上部份空軍和海軍共有二十餘萬人,這還不算軍警等其它準軍事部隊。而且在裝備上,也是中國軍隊絕對佔優勢,東北軍當時裝備有數百架飛機,數百門大炮,還擁有當時亞洲最大的兵工廠,可謂是兵強馬壯,彈糧充足。在這種優勢兵力之下,剿滅一萬多日本關東軍應該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們卻在一天之內丟掉了瀋陽,三個月內丟掉了整個東北,這在世界戰爭史上也堪稱奇觀了。

  慘敗的原因無它,只因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在北京下達了“堅決不抵抗”的命令。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後參加抗日偽政權,成為漢奸)傳達並堅決執行了張學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准開槍,誰惹事,誰負責。於是,一場沒有抵抗的屠殺開始了。根據史料記載,日本兵一開始都是用剌刀扎,東北軍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逃跳的、鑽到床底下的則被機關槍掃射而死。


  正是由於東北軍奉行了不抵抗的政策,日軍僅派出300人就擊潰了瀋陽北大營的8000精銳之師,一個晚上佔領北大營,第二天便佔領了整個瀋陽城。現在的公知和果粉們給國民黨洗地,各種理由,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沒有哪一種是站得住腳的。學術界探討的焦點居然放在到底是張學良還是蔣介石下達了“堅決不抵抗”的命令這種膚淺的問題。由此之不同,便有了各種奇葩的洗地理由。

  認為是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命令的,找出各種藉口。說甚麼張學良長期吸毒,嫖賭,弱不禁風,無力指揮戰鬥,未戰先怯,所以不抵抗;說甚麼日本國力遠勝於中國,張學良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堅決不抵抗;說甚麼東北軍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借機撤退到關內來等等。而認為是蔣介石下達了不抵抗命令的人則認為,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全力在江西剿共,所以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還有認為蔣介石寄希望於國際聯盟的調停,和平解決中日衝突,所以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更有人認為蔣介石認為東北軍尾大不掉,想借日本人的手消滅東北軍。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沒有說到根子上去。


安倍訪問印度,8公里“路演”迎賓作秀,規格遠超任何國家領導人

  前幾天日本的安倍到訪了印度,這倒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理解九一八的線索。我們知道印度的那個神馬“聖雄”甘地,就是堅持“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那個。甘地說,印度人抗擊殖民者的方式與眾不同,它唯一的武器乃是非暴力。“將有一排一排的印度人,紀律嚴明,手無寸鐵,面無懼色地向殖民者的槍口衝,他們前赴後繼,勇往直前,直到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從而使敵人心慈手軟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甘地這種非暴力不抵抗的理念,是不是與東北軍收到的堅決不抵抗的命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張學良和蔣介石之所以不敢抵抗日本軍隊的侵略,乃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是列強之一,雖然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未必超過中國,但是人家是列強啊,是戰勝過沙俄的列強啊。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與列強的戰爭,那一次不是慘敗收場,割地賠款?

  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的關東軍早已製造了多起事端,製造侵略藉口。國民政府的態度始終是以忍讓求和平。面對事變前的一系列挑釁,張學良當時的想法是:“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中央政府的主張也是“以平定內亂事為第一”,蔣介石在8月16日指示張,“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如此畏日如虎的“領袖”,難怪日本關東軍膽敢以一萬多人進攻東北軍裝備精良的數十萬大軍。

  當然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還與當時的國際格局有關,在這盤大棋裡,中國是被犧牲的棋子。就在”九一八事變“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與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勝次達成了一項秘密諒解:美國保證不干涉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日本則保證其在東北的行動應限於錦州以北。這個就是日本與美國達成的遠東幕尼黑陰謀,而這個時候希特拉的納粹還沒有上台呢。更可笑的是,蒙在鼓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還指望著國際聯盟能調查清楚此事,還中國一個公道。這怎麼可能呢?典型的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


出賣中國的美國國務卿史汀生

  甚至於,當日本違背了與美國達成的遠東幕尼黑陰謀,大步向著錦州以南進攻,一直打到南京,侵佔了大半個中國,美國仍然沒有對日本有任何表示,所謂的抗議只是安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托詞,美國仍然在向日本大量輸出軍火和其它戰爭物資。而日本在侵略東北後搶掠的16億兩黃金和其它貴重物資,則源源不斷地流進美國的腰包。一直到珍珠港事變前不久,美國才開始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於是迫使日本挺而走險,發動了珍珠港襲擊和橫掃東南亞的南線戰爭。這一切都在美國的算計和籌劃當中,因為美國要利用日本來打殘中國,打掃英國,好方便美國最後出來撿果子,奪取世界霸權。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人打著”大共亞共榮“的旗號,大力扶持亞洲各國的革命運動。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就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特別是當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沙俄,日本人便全力開動宣傳機器,宣稱日本是第一個打敗西方列強的亞洲國家,日本要領導亞洲各國人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將黃種人從白種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種謊言一般人不會信的,但是對於當時在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各國革命者來說,卻是有著致命的誘惑。

  我們所熟知的國民政府中的傑出人物,如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閻錫山、蔣百里等等都是從日本的軍校裡畢業的。我們常說中國革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間的戰爭,那麼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日本帝國陸軍大學的畢業生之間的戰爭。國民黨與日本的淵源要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是我們所熟悉的中華民國的國父。但是孫中山原來不叫這個名字,而是叫孫文,孫逸仙。孫中山這個名字是誰取的呢?是曾經擔任過日本首相的犬養毅手下的日本浪人平山周代取的名字。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犬養毅甚至親赴上海,走訪武昌,利用日本的影響力,說服各派推舉對辛亥革命寸功未建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而日本人為甚麼要扶持孫中山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呢,因為日本政府才是孫中山的幕後金主,大老板,就連孫中山的同盟會都是在日本人一手扶持下建立起來的。

  現在的果粉們喜歡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抹黑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但是對於國民黨早期的黑歷史極力粉飾。犬養毅為甚麼要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呢?顯然不是為了學雷鋒,他是有著深謀遠慮的。他曾經對日本巨商、玄陽社頭子(玄陽社是打著商社的幌子長期在中國活動,為日本當局搜集中國情報的特務機構)平岡浩太郎說過:“願吾兄將彼等(孫中山等人)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

  日本與中國滿清在甲午戰爭後不久,便恢復了外交關係。但是犬養毅等日本精英顯然意識到,在民族覺醒的大潮下,滿清時日無多,需要提前與中國的革命黨人搞好關係,以備他日之需。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人贏得了好名聲,獲得了在亞洲的領袖地位,各國的革命者都以日本為楷模。而日本自然也要利用這種有利地位、有利時機搞點事情。那就是資助各國革命者起來搞事,推翻英國等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中國、印度、東南亞各國的革命者,都在日本的資助範圍內。

  日本近代有一個組織叫黑龍會,由黑龍江而得名,可見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東北那是垂涎已久。黑龍會這個組織就相當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大本營,包括犬養毅、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侵華頭目都是黑龍會的人,他們口號是”到黑龍江去”,將中國東北視為他們的禳中之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黑龍會便扶持孫中山等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1905年8月20日,在日俄戰爭接近尾聲之際,黑龍會經過長期的運籌、組織策劃,將原本各自為戰,一盤散沙的各派中國革命領袖聚集到東京黑龍會總部,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是謂國民黨的前身。地點就在時任黑龍會會長內田良平的家裡,長期以來,互相瞧不上的黃興、孫中山、宋教仁等人把酒言歡,握手言和,共商中國革命大計,原因在於他們都是內田良平的朋友,從他那裡得到了許多革命經費和資源的支持。我們可視之為天使投資人將各個投資的公司重組成為一個大型的集團公司,即中國同盟會。


這張同盟會成立的照片裡,有一半是日本黑龍會的人

  而在黑龍會看來,中國同盟會只不過是他的外圍組織,是它的子公司。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中國同盟會的綱領第一條便是“驅除韃虜”,也就是說將滿清驅逐出中國,趕到東北老家去。而第二條便是“恢復中華”,但是這裡所說的恢復中華卻並不包括東北,只是在長城以內恢復漢族的統治。也就是說,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初,便與日本人達成了密約,要將東北讓與日本,而且被寫在了中國同盟會的綱領裡面。

  這在當時不是甚麼太大的秘密,據內田良平在《日本之亞細亞》一書中所說,孫中山在1906年以來,曾經對日本朝野遊說,以中國革命勝利後在長城以南建國,將滿蒙讓與日本,作為對日本資助中國革命的報酬。甚至在1912年初,南北議和前夕,此時已經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攜黃興等革命元老與日本政壇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商議,由日本提供給革命黨一千萬到兩千萬日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也不問問東北人民答應不答應)的援助,換取中國以某種形式將東三省讓與日本。此後不久,南北和議成功,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當政,孫中山的密約自然就此作罷,一停就是二十年,卻是埋下了後來蔣介石下達東北“堅決不抵抗”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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