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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雪笠:戊戌清明紀念蔣公 蔣介石是獨裁者還是民主憤青?



雪笠:戊戌清明紀念蔣公 蔣介石是獨裁者還是民主憤青?

[隱藏]
蔣公的一生被他的敵人妖魔化,被誣爲獨夫民賊,好在現在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發掘出歷史真相,認識到他的歷史貢獻,尊稱他爲民族英雄。蔣介石是一名極具悲劇色彩的英雄。他的成功和他的失敗,他的偉大和他的錯誤,總是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他的個性也相當矛盾和多元。他的軍事背景讓許多人以爲他只是一介武夫,其實他的學問和他的見識遠勝過無數「學者」。他的思想不但不守舊,而是前瞻,所以他不僅被中共妖魔化,也經常被西方和一部分民主人士誤解。蔣介石的歷史貢獻,最爲人所知的是北伐和抗戰。但是他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少被人提起的貢獻,是他爲中國施行憲政所做的不懈的努力。我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當然是因爲我在前面介紹的他的品格、他的貢獻。但在我心目中,蔣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國父在內的偉人都還要來得親切的原因,恰恰因爲他不是完人,而是作爲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一個有缺陷有弱點的凡人,對盡美和盡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謂「擇善固執」;我最最欽佩蔣介石的,也還不是他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而是他對責任一經認領就負責到底的態度、他的頑固、他到死也不放棄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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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光頭不只在大陸早已被掃入垃圾堆,現今連在台灣都成日被人斬頭佢尐雕像,居然還會有"蔣遺"作埋如此恬不知恥的生安白造,靠歪曲歷史來吹捧條民族罪人

講真,論「一生被他的敵人妖魔化」,他的死對頭毛澤東才符合,畢竟現在聽到的有關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衰嘢壞話,實際上冇一件不是斷章取義或者生安白造出來的。

俗語云:「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所以從今年清明時節,自發地千里迢迢去拜祭毛主席的百姓人山人海,走去拜祭蔣光頭的平民卻鬼影都唔見隻,就可知誰才是真正的中華英雄。

抹黑毛澤東就要靠謠言,粉飾蔣介石則要憑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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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形象不好,可不能怪毛澤東



孫錫良
中南大學教師

“毛澤東熱”持續不減,蔣介石也被公知們反覆美化,以期抵消毛澤東的影響,部份出版物和網絡文章已經逐步把蔣介石描述成“愛國、愛民、抗戰、民主”的完美形象,並說蔣介石的壞形象是因毛澤東抹黑所致。

我個人認為,對蔣介石不是說不能客觀評價,甚至也可以美化,但引用的證據一定要註明出處,方便大家去查校,不能靠空想。最近,竟然有人將“西南聯大”的成功歸因於蔣介石的“英明”!?太牽強了。(並沒有註明“蔣講話”的出處)

“西南聯大”是成功了,但是,把這個成功說成是蔣介石“愛文化”所致就牛頭不對馬嘴了,落難的中國教育人當時無處可逃,不得不集中到西南。分析這所“特殊大學”的成功,必須認識三個要點:
一、“西南聯大”的成功是抗戰時期的一個偶然現象,是中國人才高度集中的一次特例,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不可能再複製。“西南聯大”並沒有甚麼奇特辦學方法,也沒有特別高明的辦學模式,更不是“聯大”的老師最高明,教了某些不為人知的大學問;
二、客觀地講,“西南聯大”的成功部份得益於美國教育機構對“聯大”走出去人才的再培養,讓部份“聯大”人才帶著更多的學識歸國服務;
三、“西南聯大”的成功最重要原因是得益於新中國對人才的合理使用,所有在國內的“聯大”人才及留學歸國的“聯大”人才都在新中國的建設中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幹,都被充份挖掘了潛力。大家再對比一下,被蔣介石帶到台灣的聯大人才就沒有取得尖端科學的突破,改革開放後的歸國人才也沒有多少尖端突破。大家都成了幹將,也就突顯了“聯大”的成功。

關鍵時期、關鍵性的用人決定了“西南聯大”的成功,“兩彈一星”和工業化建設給了很多“聯大人”用武之地。不必用神化“西南聯大”來神化蔣介石和中華民國。

大陸某些出版物和敘事文章對蔣介石的美化,部份還源於對《蔣介石日記》的拓展解讀。我本人沒讀過這部《日記》,但是,我不認為《日記》可以反映真實的蔣介石。一個人,白天強姦了一位婦女,晚上不會記下自己的這一筆惡行;一個漢奸,明明簽的賣國條約,他絕對要在其日記中美化成“愛國協定”;一個內心的獨裁者,公開的民主口號絕不會少。

日記是個人行動和思想的“變形留影”,日記的取捨手法和描述手法總是傾向於美化自己的內心。

共產黨及毛澤東對蔣的評價,我不想引用,因為大家都懷疑。我請大家簡略看看國民黨高官和國民黨媒體對蔣介石的評價和描述。(簡要摘錄,都引自國民黨出版物,可查)

陳公博回憶國民黨“三全大會”:蔣先生用高壓手段指派代表,而不是用選舉制,所有的三全大會代表中有90%為蔣介石所指派,三全大會變成了蔣介石的御用會議,國民黨的精神自此算是壽終正寢……(陳公博《苦笑錄》第206-208頁)

河北省通電蔣介石有關“三全大會”:大會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出於指派,是公然破壞本黨之原則,違背民主集權之要義,背叛總理,背叛黨義,莫此為盛。指派代表不代表本黨黨風,而代表反革命份子,代表封建餘孽…….(《民意》週刊第二三四期合刊第48頁)

奉天、漢口、四川、上海、吉林等二十餘省市均有類似於河北省的通電。(略)

1929年5月,《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宣言》出台,宣言中總結十五條口號。第5條: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第6條: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蔣介石;第7條:打倒新軍閥領袖的蔣介石;第9條:要救黨,必須先打倒蔣介石;第10條:蔣介石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第11條:要解放民眾,必須先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國民政府檔案》(一),《中國現代政治史料彙編》第二輯第六冊第4288卷第1-3頁)

1929年12月2日,張發奎反蔣佈告:近年來,黨失重心,政越常軌,惡腐勢力互為乘除,三次北伐勝利的結果造成了蔣介石的反動地位,迨違法治亂紀大會出現,本黨多年奮鬥利益剝奪無餘,本師為黨生存,誓以死爭……(張發奎《第四軍紀實》第315-316頁)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電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起兵討蔣:蔣傾全國之師,以求一逞,國力凋殘,生靈塗炭,將伊胡底?且西北災區,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況復外交失策,強鄰入寇,數月於茲,中外古今,無此怪象。蔣對外條約之屈辱不顧國體,國事愈不堪言,長此以往,民生何託?……(《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衛致電馮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隨同志之後誓除蔣賊,必須打倒叛黨殃民的蔣介石…….7月13日,國民黨改組派在擴大會議上達成《黨務聯名宣言》,宣言稱:蔣介石罪惡實不容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除此敗類……

1930年3月,國民黨南洋同志會通電討蔣:蔣中正已經由黨員而為軍閥,把持中央,濫施威權,對軍政則用收買手段,對民眾則用屠刀政策,試觀近二年以來,籍清黨為名,亂殺學生工人,陰圖大權獨攬,封建勢力,復盛一時,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多為軍閥土豪劣紳地痞操縱,上下一氣,財力雄厚,政府濫發公債和苛捐雜稅,人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急無以應,必指共黨暴動而槍斃之,民主國家,有此徵象,不亡何待?(《革命日報》1930年8月第三版)

1930年3月,鹿鐘麟通電反蔣:蔣氏陰行篡黨,召開偽三全大會,指派圈定代表,違背民主精神,挾黨營私,帝制自為,排除革命軍隊,私購軍械,樹立個人黨羽,凡非嫡系軍隊,急則旨為腹心,緩則視為仇敵……蔣氏利用取消不等條約之機,重新訂立新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在所不恤;蔣氏巧立名目,濫發公債,殘害同胞,禍國殃民。蔣中正已自絕於黨,結怨於人民,罪無可逃,人人可得而誅之。(《革命日報》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馮玉祥、李宗仁通電全國:…..諸位同志(略)台鑒:蔣中正篡黨禍國,弄權逞兵,各方袍澤,同伸聲討,公推閻百川先生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責以領導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報》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黃埔軍校革命同志通電:蔣逆篡竊,黨國板蕩,二屆中央,奮起討賊,領導全國民眾,繼續二中法統,以推翻蔣逆個人英雄事業,實現民主統治…(《革命日報》1930年6月第三版)

1930年7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召開,會後發表宣言:……蔣託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一無保障,黨至不黨,國亦不國,去歲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皆由此釀成。蔣不惟不悛,且方以摧殘異己,屠戮無辜為快心之具,綜其罪惡,實不容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除去此敗類,為國民去一蟊賊,務以整個的黨,還之同志,以統一的國,還之國民……(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第195-197頁)

1930年7月15日,國民黨中央擴大會議第一次談話:蔣逆中正,叛黨叛國,我革命武裝同志,以愛國愛黨之故,奉辭討賊,轉戰數月,逆膽為摧,忠勇奮發,本會深致嘉慰。(《大公報》1930年7月第四版)

1931年6月,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言:蔣中正假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施之於黨,則民主集權,為之破壞,施之於民,則民主勢力,為之摧殘,施之於軍,有起而反對者,咸施以詐術與暴力。數年以來,全黨同志,全國民眾,無不奮然而起,以與此個人獨裁之蔣中正為敵矣!(《反蔣運動史》第343-345頁,《大公報》1931年6月第三版)

………………………………………………………………………………………………後續事例太多,不再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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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形象不好,可不能怪毛澤東

正當蔣介石在黨、政、軍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9.18事變”發生了!!!

本人新觀點:“9.18事變”的爆發,對中國國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災難,但對蔣介石而言則是一次救命的機會,國破家亡之際,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國民黨團結抗戰,蔣介石抓住這一絕佳“良機”,高舉“共赴國難”的大旗,對不服軟就範的“強硬反蔣派”痛加打壓,對中間派極盡拉籠,對態度有轉變的反蔣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轉了“黨內反蔣”的被動局面,自此以後,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蔣家黨”,東北淪陷,蔣沒有堅持抗戰,卻成就了“蔣家王朝”。

蔣介石對滿州獨立的“默認”與汪精衛對滿州獨立的“承認”本質上是一回事,只不過,蔣介石站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位置上有所顧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穩。

“7.7事變”之後,蔣介石為何已無退落?因為再不象徵性抗日,全國人民已經不能容忍了,他的“共赴國難”的保位大旗已經舉不下去,再不舉槍,共產黨當時就會造他的反。

在很多所謂的“新史書”中,有人把“7.7事變”的起因歸咎於共產黨和毛澤東,說共產黨應該承擔日本全面侵華的責任。對於這種所謂的“新發現”,我有兩個看法:
1、根據《今井武夫回憶錄》和《重光葵回憶錄》,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但也無法確認,中方出版物也沒有共產黨挑起抗戰的確切證據;
2、若真是由共產黨挑起事變,我不但不罵共產黨,而且還會更加佩服當時的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對日本放棄抗爭的背景下,破局是好事,不破不立,撕破“偽和平局面”更好,其時,偽滿州國實際上已獨立,華北實質上已自治,西藏也處於管理真空,長此以往,中國會在“和平”的錯覺中被肢解成幾大塊,這就更加符合日本人的利益算盤。

蔣介石領導的軍隊打不好是一種恥辱,但跟日本打起來是正確選擇,幻想蔣介石能用和平手段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那是痴心妄想。

蔣介石,不需要刻意被醜化,他的歸宿和結局就他的人生最恰當註解,再過五千年,花再多的精力去美化他,他也不可能成為偉人。

大家注意!“腐敗、獨裁、賣國、叛黨、屠殺同胞、禍國殃民”的帽子全是國民黨自己人給他戴的,在“毛蔣爭雄”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蔣介石的形象就定型了,怪毛澤東好像不大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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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
蔣介石係 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推翻滿清及對抗日本侵略有極大功勳;反之,毛賊公性格陰險,狡計百出,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利用抗戰後國民政府筋疲力盡,乘機發動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毛賊竊據北京後,更加露出猙獰的面目,玩弄女性,淫亂無比,兼且發動了多次政治運動,批鬥及逼害了無數知識份子,直接及間接令到幾千萬無辜平民及幹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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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樓上

蔣光頭是孫文的"忠實信徒"!? :084:
咁你又想點解釋,為何孫文講到明要「聯俄容共」,蔣光頭卻要剿共剿上腦,完全違反晒孫文的遺訓嘅?

再說,你又將甚麼陰險啊叛亂啊淫亂啊害死幾千萬啊云云輪子功常常重覆的顛倒黑白和生安白造搬上來妖魔化毛主席,只會更加證實抹黑毛澤東就要靠謠言,粉飾蔣介石則要憑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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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真的尊重知識份子嗎?——以“文化人”亡“文化”

一些蔣介石的擁躉在網上流傳文章,標榜蔣介石很尊重知識份子,稱他企圖搶救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民國學術名流到台灣來保存中華文脈,言外之意,是想向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扣上反對中國文化的帽子。然而,蔣介石真的是敬畏中國文化嗎?真的尊重知識份子嗎?

如果蔣介石尊重中國文化,尊重知識份子,為甚麼在1934年11月指使軍統特務暗殺當時報業巨頭史量才?
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不滿蔣介石“攮外必先安內”政策,以《申報》為平台大量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的腐敗,興辦公益文化事業,培養愛國抗日青年。蔣介石終於按耐不住,採用見不得人的手段結束史量才的生命。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中說:“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近代這句話被演繹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宣傳抗日保國的媒體巨人卻招致蔣介石如此的嫉恨,莫非蔣介石希望的知識份子和青年都去走汪精衛之流的“曲線救國”之路?

如果蔣介石真的尊重知識份子,為甚麼在1946年7月暗殺反對內戰的文學家李公樸、聞一多?

《人民文摘》2013年第7期發表《軍統最後的暗殺名單》,透露1949年2月蔣由毛人鳳草擬、蔣介石欽定的軍統最後暗殺的名單。草擬暗殺對像的標準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危險份子。具體名單全文錄下:
李宗仁、龍雲、白崇禧、黃紹、劉斐、李濟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蘊山、梁漱溟、柳亞子、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馬寅初、洪深、剪伯贊、施復亮、孫起孟、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何思源、陳儀、楊傑、衛立煌、張瀾、羅隆基、章乃器、章伯鈞、史良、沙千里、黃炎培、張東蓀、王造時、儲安平、賀耀祖、範樸齋、程潛、唐生智、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盧漢、劉文輝、鄧錫侯、鄧漢祥、潘文華、鮮英、盧燾、顧毓權、榮德生、袁翰清、劉人爵、張嚴佛、唐伯球、鄧介松、肖作霖、陳雲章、安恩溥、龍澤彙、陳汝舟、李宗理、楊玉清、唐鴻烈、麥朝樞、林式增、黃翔、駱介子、毛健吾、祝平、駱美輪、李炯、朱敬、瞿綏如、羅大凡、郭漢鳴、徐天深、劉紹武、王慧民、郭威白、黃耀、彭覺之、楊德昭、宋慶齡、張學良、楊虎城。

蔣介石根本不考慮是否是知識份子,只要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危險份子就要暗殺,蔣介石自己親筆將宋慶齡納入暗殺名單。其中多數為當時學界政界名流,不少為高級知識份子,如梁簌溟、柳亞子、馬寅初等。

這樣我們便對蔣介石尊重知識份子的真相認識得更加清楚。蔣介石尊重或保護或想搶運走的是那些“只知學術,不問政治”的知識份子。如果是心存異志,危害黨國的知識份子,名望越高,就越應該殺掉。

明末清初之際,因為理學心學的盛行,儒生名士空談心性,沒有具體能力挽救明朝的滅亡,至少還有一些知識份子為明朝殉國。所謂“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鴉片戰爭以後,尤其是新老軍閥統治中國的民國時期,一批具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堅守學術研究,一方面投入到反帝愛國的政治鬥爭中。這些知識份子構成了當時民主黨派的主體。還有一部份知識份子,平時只知讀文獻,不聞天下蒼生何,美其名曰為學術而學術。蔣介石害怕的是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知識份子,一心想除之而後快。蔣介石想搶運的是那些所謂以讀書為安身立命之業,不關心國家興亡和民生疾苦的知識份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核是內聖外王,仁民愛物,北宋大儒張載認為民胞物與,提出儒者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擔當和抱負。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則提出“宇宙內事即吾份內事,吾份內事即宇宙內事”。對社會對眾生的責任和擔當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特徵,明朝心學清談興盛,雖無力保國,畢竟還有殉國之人。而到了民國,一批知識份子竟然將不關心時事、不關心民生疾苦,埋頭於文獻標榜為“為學術而學術”。當漠視民生的學術研究和知識份子成為主流的時候,國家前途、社會公正、民生幸福無人關注、無人考慮,國家社會人民便沒有了光明和未來。甚麼是亡天下?甚麼是亡文化?當主流知識份子為學術而學術的時候,就是亡天下、亡文化。“文化精英”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陶醉到白頭,列強、軍閥肆無忌憚盤剝著社會,“文化精英”們盡入列強軍閥的“為學術而學術”之彀中了。蔣介石重視那些“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份子,將他們運到台灣主持台灣的文化教育工作,讓台灣的青年一代在無意義的故紙堆中消磨青春,將普通簡單學術問題的複雜化、碎片化,目的只有一個引導台灣人民不關注國家大事,只關注個人利益,不思考台灣的未來,只關注細枝末節。特殊利益集團最喜歡甚麼樣的人民?最喜歡鼠目寸光、不務國家長遠未來的人民。近幾年台灣青年熱衷於反服貿、太陽花和台獨等現像,就可以發現台灣青年是多麼膚淺。而這膚淺的根源則在於蔣介石以“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份子主持台灣教育的舉措。

蔣介石終生皈依陽明心學,可以肯定的是他將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領悟透徹了,故才設計出以 “為學術而學術”的文化人主持台灣的文化教育,使台灣文化學術淪落為空疏無用之學,使台灣青年喪失了歷史通識和對社會未來的責任感。

中國文化的內核是內聖外王,青年要有對國家社會人民的使命和擔當。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主席和小平同志等領導人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中國留學生。毛主席一開頭就對留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只要有這樣的使命和擔當並扎實踐行,就是在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不應該是那些毫無擔當只知皓首窮經的“為學術而學術”的人。而當主流學術不注重現實,厚古薄今,重言輕行,徒逞口舌之快,沒有厚重的胸懷,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膚淺的社會。中國改開後四十年,上述學術風氣儼然成為主流,在一定程度上蔣介石是這種學風的始作俑者。海峽那邊九泉之下的蔣介石如果得知大陸的學風正如他所願,是否也會在凄涼中露出一絲得意之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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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 允許“ 聯俄容共 ”,係容許共產黨員乖乖地服務國民政府,而不是容許牠們滲透及顛覆國民政府;樓上又賣弄語言偽術,妄圖替共產黨的罪行洗白白。
至於毛賊公惡貫滿盈,淫辱女性,歷史自有公論,豈容樓上一句“ 輪子經文 ”,就輕輕替毛賊 這條老淫蟲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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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樓上

共產黨員最初正是乖乖地,以類似美歐政府的在野黨身份為國民政府傚力架
而蔣光頭為了個人的權力,於是無啦啦搞寧枉勿縱的清黨大屠殺,可不是你幾句建立上生安白造的語言偽術就可以洗得白的

另外正是由於歷史自有公論,所以甚麼惡貫滿盈淫辱女性云云杜撰出來妖魔化毛主席的老作大話,現在就連一般香港人都視作輪子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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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國民黨敗亡的第一聲喪鐘

[隱藏]
趙皓陽



(一)背叛

1926年北伐軍連戰連捷,先是汀泗橋、賀勝橋兩場血戰打垮吳佩孚主力,奪取了武漢。緊接著又擊潰了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佔領南昌、解放上海。

此時,雖然在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既定方針和“反帝反軍閥”的口號下,國共兩黨在北伐中取得了卓越的戰績,然而內部裂痕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一方面,伴隨著革命思想的星火燎原,湖南等地農民運動空前高漲,農村爆發了廣泛的反地主、反士紳的運動,而部份北伐軍官就是士紳出身,後方“士號於鄉、農怒於野”,導致北伐軍軍官階層人心浮動;另一方面,隨著北伐推進,中共領導的工會在各中心城市頻繁發動罷工,令他們深惡痛絕,而上海是買辦資本家的大本營,所以江浙財閥們迫切需求能制約共產黨的力量。

自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內就一直暗濤洶湧,左右之爭愈演愈烈。先是1925年夏廖仲愷遇刺,後是1925年底的“西山會議”的分黨運動;而自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已經或明或暗地表達了政治立場右轉的信號,但憂慮自身地位及對軍隊的掌控力不足,始終不敢公開與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決裂。1926年11月,南昌北伐軍前線指揮部,總司令蔣介石迎來了一位到訪的上海故友——虞洽卿。很明顯,此次密會是蔣與江浙資本家達成一致、成為利益共同體的關鍵。在黨內,蔣介石無論個人形像、資歷、聲望都比汪精衛遠為遜色,他唯一的優勢是掌握軍隊;而虞洽卿、張靜江、陳其美、張嘉璈、陳光甫等江浙財閥集團,對於無產階級運動深深地恐懼,而北伐戰爭中提出的“收復租界”的口號更是觸及了這些買辦階層的根本利益(《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中明確提出:“消滅軍閥、驅逐列強、收復租界、收回一切主權”的口號)。因此,雙方一拍即合,狼狽為奸,一場政治上的腥風血雨在所難免。

1927年3月20日夜,北伐軍佔領龍華,進逼上海;3月21日,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解放上海,但也讓上海的資本家們如臨大敵,加緊佈置反共事宜。3月29日,虞洽卿又與榮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業聯合會其他代表共29人,集體拜會蔣介石,蔣介石當即明確地向資本家們保證:“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佈,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贈與蔣介石,4月1日,上海商界、銀行界又籌集了300萬元大洋的資助;反革命政變的經濟基礎已經解決,而暴力集團也也已經就緒——黃金榮、杜月笙的青紅幫;同時,蔣介石派人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表達“遺憾”之意,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並“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

4月12日,一場血腥的屠殺染紅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湖北被殺害的農會會員4700餘人,湖南被殺的農會會員達20000人;7月15日,汪精衛集團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份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


歷史我們先講到這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毫無疑問是對共產黨的嚴重打擊,革命進步勢力遭到了滅頂之災,但是為甚麼題目裡面要說,這是國民黨的第一聲喪鐘呢?看似已經把對手十成殺了七成的一次“成功”的政變,為甚麼會是自己敗亡的起點呢?今年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九十週年,我們從源頭細究國民黨的敗亡,除了可以明史實、正視聽,還有很大的現實借鑒意義。

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毫無疑問是為了滿足自己權力欲望的一次“篡黨”行為,這裡的“背叛”有三重:第一重,很明顯,背叛了自己並肩作戰反帝反軍閥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第二重,背叛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既定方針,從某種意義上講,蔣在奪權後放棄反對帝國主義、不對農村生產關係進行變革,可以看作是對“三民主義”的背叛(不記得的可以去查查三民主義的定義);第三重,背叛了國民黨的組織基礎。

第二重背叛,可以算作國民黨敗亡的根本,因為這是歷史前進的方向,是客觀規律,毛主席說得好:“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社會要進步,這是歷史潮流,誰也擋不住的”,當蔣氏國民黨放棄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站在了歷史的對立面。而對於國民黨組織基礎的背叛,這是國民黨走向敗亡的第一步。

看過《走向共和》最後幾集的朋友肯定記得,國民黨三百萬黨員,是當時中國第一大黨,但袁世凱一旦採用高壓政策,國民黨瞬間分崩離析、毫無戰力。所以孫中山就開始反思,在新國民黨裡用了向領袖宣誓效忠這樣的方式意圖增加凝聚力,也直接導致了他與黃興的決裂。後來陳炯明的背叛讓他發現個人崇拜這招也不好用,於是把目光投向了蘇聯。


1923年深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標誌著孫中山聯合(效仿)俄國和容納(依靠)中共舉措的政治落地。為解釋這一絕大的政策改變,孫氏其後於廣州大本營的好幾次演講中都強調:“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則由於我黨組織方法不善,前此因無可效仿。……唯今俄國有之,殊可以我黨師法。”

當年孫中山先生重組國民黨,用的蘇聯顧問,完全參照蘇共的組織形式,並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方略;蔣介石曾任共產國際主席團常委,是共產國際中級別最高的中國人;1925年胡漢民代表國民黨要求成為共產國際支部,高呼:“第三國際是革命的司令部,總參謀部”,只是因為共產國際擔心過早引發帝國主義干涉,兩次拒絕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請求。所以說從從“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傳承來說,國民黨即便不能說比共產黨繼承了更多的遺產,起碼也算是擁有共同的起跑線,那麼問甚麼國民黨很快就在賽跑中落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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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國民黨敗亡的第一聲喪鐘

(二)質變

答案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僅僅是針對共產黨,更是蔣介石的一次武力“篡黨”的行為。對國民黨自身而言,不但左派力量受到嚴重打擊,最為嚴重的是基層組織幾乎損失殆盡。清黨不僅沒有起到純潔黨的隊伍,嚴密黨的組織和增強黨的戰鬥力的作用,相反導致了黨的分裂和黨內人才的逆淘汰。在清黨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國民黨自中央至地方的整個組織系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加之這個時期,蔣介石以軍事領袖行使獨裁,重軍輕黨,更使國民黨自身的制度化和組織化的重建工作處於放任、停滯甚至退化狀態。

一個黨的戰鬥力來源於他的基層組織,然而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基本都被劃分為了“左派”而與共產黨一並遭遇屠殺。可以說蔣氏國民黨在清除了共產黨這一政敵的同時,也閹割掉了本黨最為寶貴基層組織和行動力。

後來的國民黨政工人員也不得不承認,當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有“爭事不爭權”“你不幹我幹”“不信任不休”等優點,“勞苦毀譽,在所不計”,而且“在作戰中特別賣力,特別勇敢”。如此的人格品格,不但能夠感動上官,更能成風化人,帶動普通學員加入中共,至少是同情中共,也使得更多人急劇左轉。在《整理黨務案》後四個月,黃埔軍校中士官生已經有八成是左派。

王奇生先生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中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最根源地問題在於,清黨不是通過國民黨組織力量進行政治清算,而是以軍警力量、黑幫力量直接進行暴力鎮壓。一場聲勢凶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擴大化——除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較急進的國民黨員和平民群眾勢必受到牽連。廣州清黨時,軍警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發向後梳的,統統當作共產黨予以逮捕。上海清黨時,清黨委員會由陳群、楊虎二人負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亦無權過問,以至陳群將市黨部的一名國民黨“忠貞黨員”張君毅捕去殺害,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亦無效。吳開先(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部秘書,後成為CC系的一員幹將)曾親歷上海清黨時的紛亂情形。他事後向陳立夫言及:“無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陳立夫晚年亦承認,清黨“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除一部份國民黨青年在這場運動中與共產黨“同歸於盡”外,還有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因清黨而灰心、失望以至脫黨。如1928年江蘇省黨部舉辦國民黨員總登記時,“黨員對黨灰心,不來登記者佔十之三四;存觀望登記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傳不登記者十之二三。”這種情形不獨江蘇一省為然。廣州市重新登記的國民黨員不及全市原有黨員的10%;廣東全省申請登記者亦不過原有黨員總數的35%。在漢口,清黨前有黨員3萬多人,登記時僅5000人。在長沙,清黨前號稱有黨員19萬之多(此一數字可能有水份),清黨後僅剩下“合格黨員”1526人。這1500多名“合格黨員”中,“農工兩界寥寥無幾”。清黨前,全國國民黨黨員總數在100萬以上。清黨後,據1929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總數減至65萬餘人。減少了1/3。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黨”名義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都說蔣公是共諜,要真說“論跡不論心”的話這話也沒錯,畢竟一個朝氣蓬勃、擁有最廣基層組織和最有戰鬥力黨員的國民黨,就這樣被他毀掉了。從此國民黨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由一個革命政黨變成了維護大買辦、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式政黨。

自清黨之後,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政黨組織體系。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武力和特務機關。國民黨執政模式可以理解為“軍——政——黨”,而共產黨則恰好反過來,無論是鬧革命還是執政,永遠是“黨——政——軍”,這也保證了其碾壓國民黨的戰鬥力。蔣式政權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佔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後,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在共產黨那裡,黨充份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裡,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

所以說,從根本上來講,與其定義蔣政權為國民黨政權,不如定義其為“黃埔軍閥”,事實根據其一如既往的表現來看,它只不過就是當時全中國勢力最大的一個軍閥而已。


國民黨的專橫暴虐,與其軟弱無能是相因相成的。蔣介石依賴特務實行控制,與其說是其鐵腕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在黨機器軟弱無能,無法控制政治和社會局面之下的無奈之舉。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團,均是蔣介石痛感黨機器軟弱無能而不得不另起爐灶的結果,最終也都以失敗告終。然而這又能怪誰呢,當1927年蔣介石為了自己的權力和欲望舉起屠刀的時候,蔣家王朝和被篡奪的國民黨二十年後敗逃台灣也就是命中註定的事情了。

王奇生先生給國民黨下了一個準確的定義——“弱勢獨裁黨”——既想一黨獨裁,卻沒有相匹配的組織架構,尤其是基層組織的缺失,只能依靠白色恐怖、特務政治來維繫政權,這樣的弱勢獨裁在面臨革命的狂風暴雨時,也自然是如朽木一般不堪一擊。從政治上看蔣氏政權具備了法西斯政權的核心要素:“黃埔軍政權”、“特務政治”。

周恩來總理評價的好:“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和官僚資本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亦即特務統治。”至於黃埔軍政權是不是法西斯政權,我們蔣公從來大大方方的承認,1933年蔣介石在演講中公開宣稱:
引用: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認識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是最光榮的歷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換句話說,統統要服從、犧牲、嚴肅、整齊、清潔、確實、敏捷、勤勞、秘密、質素樸實,共同一致,堅強勇敢,能為團體、為黨、為國來犧牲一切。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有甚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決沒有第二個思想和第二個精神,只有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真正叫做一個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仰一個賢能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甚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外國有法西斯蒂,現在我們中國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國的法西斯蒂有其名,無其實,人家說一定不會像外國的一樣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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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國民黨敗亡的第一聲喪鐘

(三)潰敗

組織基礎的潰散帶來的就是腐敗與低效,這些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有很明顯的表現。

在政治方面,國民黨的腐敗是出了名的。舉一些很簡單的例子,搞禁毒,大毒梟杜月笙走了孔家的路子,然後禁毒局長、宋美齡、孔祥熙都入了股,鴉片廠改名嗎啡廠,上海各大煙管照開;搞緝私,戴笠倒是搞得不錯,把大大小小的走私組織一掃而空,然後戴老板搖身一變,接管了這些走私組織的生意,組建了橫跨半個國家的走私帝國,在抗日戰爭中大發國難財:從緬甸和阿薩姆邦(印度東北部的邦)延伸到雲南、廣東和福建,光是往國統區走私汽油,參與者就達50萬人之眾。解放戰爭時期剿總下屬的一個汽車隊被地下黨暗中控制,長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車為解放軍運輸物資,三分之一為國軍跑,就這樣,車隊還經常受嘉獎,無他,沒有共產黨控制的車隊連跑都沒法跑,其他汽車隊要麼在走私,要麼就直接把車拆了盜賣零件。

所以你們看這是一個怎樣的民國:禁毒局長參股鴉片廠,管交通檢查局(負責緝私)的人是最大的走私頭子,更不要說四大家族這一群在GDP只有30多億美元的年代能斂出60億家產的經濟奇才(光被美國查出並凍結的在美非法資產的現金部份就有20億美元)。難怪杜聿明在指責郭汝瑰是共諜的時候理由竟然會是“一頓飯就一兩道菜,沙發舊了都只打兩個補丁”——一點都沒有“我黨作風”,必是共諜無疑。

在經濟方面,民國政府根本無法控制基層組織,稅收基本靠掠,兵源基本靠搶,從根本上就比共產黨棋輸一著。根據《劍橋民國史》的數據:共產黨解放區早1946——1947財年,公糧徵收就達47億斤(東北26億斤,山東11億斤,華北解放區8.6億斤,西北解放區2.2億斤)。公糧佔整體稅收的比例一般在1/2~2/3浮動,即便按照2/3計算,解放區1946——1947的財政收入也能達到80億斤的水平上下,而同期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2億美元(折合糧本位貨幣60億斤)。

看起來很震驚是不是,只佔國土不到1/6的解放區,其財政收入竟然比整個國統區高。無他,就是因為有效的土地改革,有效的基層組織,而這兩點國民黨一樣都沒有。隨著解放區逐漸擴大,土改持續深入,這個差距還將繼續拉大。等到1949年解放軍佔領全國的時候,擁有4億人口的新中國當年財政收入高達304億斤,相當於11億美元,是1946年擁有3億人口的全盛時期國民政府的整整4倍,折合當時銀價差不多2億兩,甚至超過了清代同光中興創下的中國歷史1.5億兩的歲入記錄。

就拿近年來一直被吹噓的“黃金十年”來說,十年間國統區的鋼鐵產量反而始終保持在幾萬噸的水平。1927年中國鋼鐵產量是三萬噸,到了1931年,漢冶萍公司倒閉跌到了1.5萬噸,到1934年靠幾個地方軍閥恢復到5萬噸,上上下下的波動,期間日本人在東北倒是輕輕松松搞了50萬噸的鋼鐵產量。只看當時工業統計數據會說謊,因為把東北日佔區也算進去了,就比如說十年間全國發電裝機容量增長的7成是"外資",而外資的將近9成是日本四大財閥在東北的投資建的電廠。

滿清末年大清國還能自行生產軍艦,重型火炮,馬克沁機槍,到了凱申公30年代兵工廠退化只能生產步槍和一點迫擊炮。成渝鐵路,是清末保路運動爆發的誘因,也間接導致了武昌起義,這個中華民國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鐵路,到了民國又打算修,結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沒修出來。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最後一天打進成都,1950年6月,成渝鐵路就開工,1952年通車,全長505公里,車頭是用繳獲的國民黨登陸艦運上來的,民國二十多年都沒完成的鐵路,共產黨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準備解放武漢的時候,中央數次電令林彪,要以“當年保護故宮的重視程度保護漢陽鐵廠”,結果地下黨遞來消息,抗戰勝利後漢陽鐵廠壓根就沒復產,敵人也沒有任何破壞的計劃。老佛爺地下有知,估計都要瞧不起蔣介石啊。

在軍事上,一個強有力的新軍隊與一盤散沙的舊軍閥的差距就更為明顯。有道是“撤退轉進其疾如風,迂迴包抄其徐如林。燒殺劫奪侵略如火,友軍有難不動如山”。反觀共產黨,長征出發時將近十萬人,過了湘江還剩三萬,到達陝北中央紅軍僅剩一萬餘人。在軍事史上,戰損率平均超過20%就是潰敗,30%整個部隊就被打散了,50%就是全殲。戰損率超過90%還能保留基本完整的建制浴火重生,歷史上獨此一家。

馬前卒先生在《47年中央敢於在西北和胡宗南兜圈子的真實原因》一文中詳細描述了共產黨部隊對國民黨的碾壓,這個根源同樣是出在組織基礎:
引用:
毛澤東敢於在陝北和國民黨捉迷藏的信心何在?我認為關鍵因素是國民黨軍是一支舊式軍隊,戰術分隊的作戰能力極差,幾乎沒有能力控制戰場空間,所以戰術情報搜索能力近乎沒有。所以,一旦離開國民黨軍主力編隊幾百米,就算是中立區,也是共產黨的天下,更別說是共產黨的根據地了。毛澤東就是倚仗這個優勢,才敢於帶幾個連的部隊在陝北吸引國民黨重兵集團,在距離胡宗南主力幾十公里的地方安心辦公。

對於國民黨士兵來說,打仗的唯一動機就是為了對得起軍餉。但軍餉漲的不如通脹快,等到解放戰爭全面爆發,老兵月薪已經買不起一斤菜,一年的餉錢買不起一雙鞋,打起仗還有人上陣,純粹只因為督戰隊和戰後的搶掠。這樣的軍隊,一個師一個團集合在一起,還能勉強靠從眾心理維持一個秩序,讓一個連一個排單獨出去偵察,離開主力幾十里掩護行軍,誰願意去送死?誰願意在沒有高層軍官和督戰隊盯著的情況下真的和共軍作戰?就算高級軍官的嫡系單位有前出偵察的能力,折損了太多的嫡系,軍閥又怎麼控制部隊呢?所以,野戰狀態的國軍總是擁擠在一起,一個團控制一個點,一個師只能控制一個較大的“點”。就算因為住宿和後勤條件被迫分散到幾個村鎮,也不過是控制一連串的“點”。能把陣地連成“線”的都算強軍,更不要說隨時控制周圍的整個“面”了。毛澤東帶著幾個連的精銳警衛,在原地方情報網支持下,游走於十幾個“點”之間,看似驚險,實際上是面對“弱者”的有恃無恐。

但是,國軍沒法“散”開,共軍卻能。共產黨的邏輯很簡單,但很有力——階級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觀感;奪回剩餘財富用於全社會現代化投資的方案超越了傳統農民起義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紀視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認同。在已經被近代化浪潮衝擊的地區,知識份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還不明顯的地區,共產黨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讓封閉的農業人口認識到今夕何年,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掛鉤。所以共產黨獲得了足夠的追隨者,能夠從中挑選最忠誠、最能幹的人搭建組織架構。即知識份子在共產黨的方案裡看到了社會的希望,農民在階級鬥爭裡看到了社會正義的重建。所以,願意俯身改變社會的洋學生和比較有想法的農民集合起來,構成了共產黨軍隊的中層。政委-主官雙長制本來源於蘇聯的共產主義監軍制,現在成了知識份子和工農幹部的高效結合方式。

八路軍-解放軍的分隊因此擁有可靠的戰鬥力和主動作戰的積極性,能夠“散佈”在戰場上。能聚能散,這在大範圍野戰中意味著絕對的優勢。因為現代軍隊的大多數情報來自戰場偵察,而偵察不僅僅意味著偷窺對方的部署,還意味著驅逐對方的偵察-巡邏分隊。強力的偵察分隊可以壓縮對方的外圍分隊,盡可能接近對方主力,同時用頻繁的巡邏在自己的主力周圍“包裹”一層厚厚的“信息屏障”。作為擁有強力分隊的一方,解放軍只要用少數兵力乃至地方部隊就能控制戰場,把國軍的偵察分隊逼回主力附近。國軍因此成了聾子、瞎子,只能根據不太準確的空中偵察來判斷對方的動向,到了夜間完全喪失機動性和信息來源。解放軍則可以從容地使用兵力,把國軍裝入一個又一個“口袋”,或是把少量正規軍隱藏在偵察分隊組成的“信息屏障”後面冒充主力,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到少數地段去打殲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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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國民黨敗亡的第一聲喪鐘



在另一條戰線——隱蔽戰線上,國民黨同樣一敗塗地,究其原因,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從組織基礎上去找。1921年之後中國情報史。基本上就是共產黨、叛變共產黨、潛在共產黨同情者之間的明爭暗鬥。南京軍統總站,十幾個人,除了泡病號的一把手,剩下的基本都是共諜。來了兩個新人,半年不到就宣誓入黨去了。因為老是沒有一把手,從外面調來兩個領導:一個是從大革命時期就開始潛入地下的老資格地下黨,另一個覺得這地方不太對勁,呆了一段時間也去泡病號去了。那個段子“站長召集大家開會:‘我們中出了一個國民黨’不是笑話”。某特務向他的上級坦白,曰自己是共黨臥底,當天就被鋤奸,因為他的上司也是共黨臥底——這也是真事。剿總司令傅作義的閨女、總統秘書陳布雷的閨女,偽滿洲國的總理張景惠的兒子,大漢奸周佛海的兒子等等統統都是共黨。郭汝瑰和劉斐兩人互相指認對方是共諜,才有了杜聿明上面那段逗比的話,問題是兩人都是共諜。萊蕪戰役總結會,三個共諜韓練成、郭汝瑰和劉斐互相推卸責任,最後是聯合白崇禧把黑鍋盡量往別人頭上推,最後這黑鍋落到陳誠那裡了。

別說這個,蔣介石精挑細選、非浙江人不用的侍從室,都被滲透的千瘡百孔。侍從室少將段伯宇,在常凱申身邊;弟弟段仲宇在上海管港口,老蔣撤退台灣他一手佈置。侍從室還有一個共諜,蔣介石寵兒中的寵兒,宋美齡的舞伴——張默堅,層協助程潛、陳明仁起義。宋美齡的親信閻寶航也是共產國際的情報員。到解放戰爭後期,一批國民黨起義的飛行員打算轟炸蔣介石的行轅做投名狀,結果轟炸裝置被一群地下黨破壞了,可見共諜已經冗員過度,嚴重影響到了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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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苟活

從政治上來講國民黨是軍政權的附庸,是靠特務政治、白色恐怖維繫統治;從經濟上講,沒有任何改變現有農業、工業經濟基礎的能力和動機,甚至其基層組織連徵稅效率都無法保障,同時也是新興產業的抑制者。所以國民黨的黃埔軍政權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法西斯政權。而我國的解放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延續,1949年新中國成立、法西斯政府敗退台灣,意味著世界主要大國中,已經徹底地把法西斯從地圖上清洗乾淨,共產主義在於法西斯主義的決戰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可以看到,作為一個法西斯軍政權,國民黨總是處處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從未讓人失望:國民黨為徹底“消滅”紅軍,每侵佔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從3歲孩童到80歲老人,均不能倖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敵人起初殺人以人頭計數報功請賞,後因殺人如麻,改以耳朵計數。國民黨獨立三十三旅殘殺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民數萬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瑞金縣城內的人口差不多減了一半”。

據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敵人屠殺3000餘人。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敵人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敵人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上圖這本書作者名為有廷麟,是台軍特戰軍官,蔣介石“次子”蔣緯國還為此書作序,今天這本書在台灣地區的一些高校內還有出借。書中有廷麟公開宣稱,台軍應使用包括強姦、屠殺、大範圍投毒、破壞民生設施等卑鄙手段對祖國大陸進行破壞,其手段之下作、無恥比起二戰時的日軍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發指。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之時,對拯救民族危亡不感興趣、對提高民眾識字率不感興趣、對提高糧食產量拯救民眾於飢餓不感興趣、對發展理工科技不感興趣、對改善黃河水利不感興趣、對土地改革發展工業化不感興趣、對解決遍地土匪惡霸鄉紳不感興趣,唯二有興趣賣力去做的,第一是撈錢——是坐擁東南控制海關當外國買辦打壓民族工商業的興趣;第二是剿共,因為共產黨妨礙它實現第一個興趣。

國民黨之敗,敗得毫無意外,當他們選擇成為舊勢力的代理人之時,也就是他宿命消亡之日。組織基礎和經濟基礎都輸了,在戰場上的一敗塗地也只是一個表像而已,根基都斷了,再怎麼打也是打不贏的,這一切,都要從九十年前的那一場大屠殺算起。這就是為甚麼,1937年我們被人屠了首都,短短十四年過去,國家面貌煥然一新,雄赳赳氣昂昂打進別人的首都;為甚麼同樣是這一波人,解放戰爭的時候讓林彪感慨“敵軍潰退神速,我軍追擊不及”,到了朝鮮戰場上就打出一個“萬歲軍”。

而就算同樣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逆中華民族大義的民進黨,在這幾年也把腐朽落寞的國民黨秒到渣都不剩。就現在,這都生死存亡之際了,國民黨各派還在內鬥,真是古今中外也沒幾家了。這哪裡是個現代政黨啊,就跟個封建幫會一個樣。當然綠營也好不到哪去,執政半年不到自己的“青年近衛軍”時代陣線帶頭造反,現在台灣的政局就是菜雞互啄,好不熱鬧。當然國民黨還是更菜的那一方,空心蔡已經開始清算國民黨黨產了,國民黨最後一絲氣就要被掐盡了。我們要堅定這樣的觀點:好的國民黨,就是死的國民黨。是人民的勝利,是歷史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為禍中華九十餘年,生於不義,也必將死於恥辱。


毛主席詩有云:
引用: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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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四一二大屠殺:買辦當國國必亡

[隱藏]
郭松民

又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紀念日,奇怪的是,無論是官方還是主流媒體,都對此隻字不提,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還有這麼回事。在自媒體上,談論這個日子的人也不多,這和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來臨時舉國紀念和熱議形成了鮮明對照。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和把持話語權的新右派知識精英多年來由“告別革命”而“否定革命”的持續宣傳有關。在一種溫水煮青蛙般的不知不覺中,似乎默認了託庇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民國”才是主流文明,四一二大屠殺在不經意間居然有了某種“合理性”,高調紀念會遇到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所以也就只好冷處理了。

“四一二大屠殺”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可謂既深且巨,無法迴避。概括起來有兩點:其一,屠殺規定了此後22年國共較量的基本模式,那就是武裝鬥爭,暴力革命;其二,通過屠殺,買辦集團假手蔣介石、國民黨接管了中國,中國更深的淪為英美的附庸,走到了亡國的邊緣。


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號稱國民革命。就其性質而言,是一場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國民革命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到軍閥!”其內在的要求,是希望通過北伐造就一個由強大中央政府保護的能夠排除帝國主義壓迫的統一的國內市場,以便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國民革命也內在的要求土地革命,因為不打到農村的土豪劣紳,國內市場就無法形成,發展工商業也缺乏足夠的資金。毛澤東主席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在當時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不掌握軍隊的共產黨主要從事的是非暴力工農運動。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對農村的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都構成了嚴重衝擊——這本來有利於實現國民革命的目標,但卻嚇壞了中國的買辦勢力,於是他們收買了蔣介石,用屠殺來作為回應。

屠殺是慘烈的。目睹過大屠殺的魯迅先生說:“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大多數也被殺害),著名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著名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就義。


屠殺甚至對國民黨自身也造成了巨大傷害:1927年4月12日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而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四一二”“清黨”和武漢的“七一五”“分共”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

面對屠殺,中國共產黨被迫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於是先後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土地革命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現在許多新右派知識精英動輒攻擊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但卻閉口不談這種暴力革命的形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代替共產黨做出的選擇!反動派最迷信暴力,最喜歡濫用暴力,總是首先使用暴力,至於他們自己後來被暴力革命推翻,則是他們所沒有想到的。

四一二大屠殺的政治後果是: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放棄了自己的革命目標,選擇依附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這決定了他們最終出局的命運;買辦勢力聯手新軍閥和土豪劣紳,暫時接管了中國的主導權。


買辦勢力為了從國民革命的內部破壞國民革命,下了很大功夫。

早在北伐進行過程當中,江浙財團就通過虞洽卿開始了收買蔣介石的活動。據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統計,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對蔣介石的各種贊助已高達549萬元。

1927年3月29日,北伐軍佔領上海後,虞洽卿又與榮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業聯合會其他代表共29人,集體拜會蔣介石。並於會見中向蔣介石表明態度,只要他與共產黨決裂,他們便會給予經濟支援。

在蔣介石做出了明確的肯定性答覆之後,4月1日,上海商界、銀行界給予了蔣介石籌劃政變所需的第一筆資助:300萬元大洋(今天約合7億5千萬人民幣)。在經濟支持之外,江浙財團們還專門成立了軍事、外交兩個委員會,充當蔣介石與西方列強的橋梁,多方奔走為蔣爭取英美等列強的政治支持,以及進行海外宣傳。

在買辦集團的利誘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威脅下,蔣介石選擇叛變,他以血腥屠殺、鎮壓革命作為回報,從此充當了買辦集團和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蔣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近代中國最具有買辦性的政府,由於這個政府要依賴買辦集團和帝國主義的施舍才能維持,所以也沒有獨立的內外政策。


買辦政權的建立,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內戰不已,除了國共之間的鬥爭,國民黨新軍閥內部,蔣桂之間、蔣馮閻之間、蔣介石和廣東軍閥之間,一直在不斷的進行各種混戰;再一個後果就是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步步退讓,喪權辱國。九一八事變丟了東北三省,蔣介石的政策居然是“絕對不抵抗”,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東三省在英美的勢力範圍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雖然位列戰勝國陣營,但領土與權益遭受的損失甚至超過了戰敗國。蔣介石接受了美蘇聯手犧牲出賣中國的雅爾塔協定,導致外蒙古的獨立,中國損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同時承認了蘇聯在東北、新疆的特殊權益與地位。與此同時,蔣介石與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領水。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美國商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市場,形成獨佔地位,這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工商企業大量倒閉破產,工人失業,國統區的經濟體系趨於瓦解。


1946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報》發表評論說:“這是歷史上最可恥的賣國條約,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殖民地)的重大標誌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說:“它是出賣國家主權最露骨最具體的體現,是不平等條約的新版,是新的二十一條約(《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即使‘二十一條’也不如本約斷送主權之甚。”著名報人鄭森禹稱《中美商約》“前無先列”,超過了“二十一條”,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條約。對過去說,其所及事物之廣泛,權益之優厚,地域之深遠,是打破任何條約的記錄的。”

買辦當國必亡國——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大教訓!在紀念四一二大屠殺周年的日子裡,我們更應該牢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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