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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 “憲政神話”的建構與消解 ——重評中世紀英國的《大憲章》



“憲政神話”的建構與消解 ——重評中世紀英國的《大憲章》

[隱藏]
孟廣林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西方文明優越”論或“西方中心”論,曾經是西方學術界在歷史學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話語霸權的理論軸心。這種將西方視為“主流”、“軸心”,將非西方地區視為“化外”、“邊緣”的理論模式,包含不少西方學者建構的“歷史神話”。西方政治史領域中的“輝格解釋模式”所建構的中世紀英國的“憲政神話”,堪稱這類“歷史神話”的典型樣本。對這一樣本的來龍去脈進行清理,剝掉其主觀虛構的神秘外衣,對於我們深化對英國歷史乃至整個西方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對我們在史學領域破除西方學者預設的“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思維定勢,樹立中國的文化自信與文明自覺,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意義。




時代錯置的“輝格解釋模式”

  “牛津學派”竭力從“輝格傳統”中建構自由平等、法權至上、議會主權等思想的框架,演繹出中世紀英國的“憲政”圖景。

  “輝格解釋模式”勃發於19世紀末,其創立者為英國著名史學家、“牛津學派”的斯塔布斯(W. Stubbs)。當時,隨著“日不落帝國”的形成,英國進入政治穩定、經濟興盛與文化繁榮的“維多利亞時代”。這一英國歷史發展的巔峰時代使生活於其中的英國史學家群體懷有極度傲慢的民族心態,由此滋生出其特有的“日耳曼傳統”決定論與“盎格魯文明優越”論。在這樣的環境中,作為時代產物的“牛津學派”在開啟英國憲政史研究的新領域時,將17世紀“輝格”派政治理想中的“憲政主義”傳統視為圭臬,以此來解讀中世紀英國的政治史。在這一過程中,“牛津學派”竭力從“輝格傳統”中建構自由平等、法權至上、議會主權等思想的框架,演繹出中世紀英國的“憲政”圖景。在這一圖景中,日耳曼自由精神和權利意識所熔鑄的“法律”使當時的英國盛行“王在法下”的政治原則,王權始終受到“法律”的約束,並受到體現“法律”精神的議會制度的限制。在他們建構的中世紀英國“憲政神話”中,“大憲章神話”和“議會主權神話”構成了其中兩個主要的、相互聯繫的組成部份。

  在“輝格解釋模式”中,1215年6月15日封建貴族用武力迫使約翰王簽訂《大憲章》,這就是所謂“日爾曼自由精神”的結晶。在“牛津學派”看來,起兵指向獨裁國王的貴族秉承了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傳統,為恢復人民的固有權利而與教士、地方等級聯合起來反抗國王的暴政,由此產生了《大憲章》這一限制王權的經典性文獻。《大憲章》要求國王徵調稅務須經過人民“同意”,不經合法審判不得剝奪臣民的財產與人身自由。因此,“公民權力對所有自由人階級的平等分配,構成了《大憲章》特殊的美妙”。在他們看來,作為第一部重要的國家成文憲法,《大憲章》體現了“王在法下”的政治原則,並構成整個英國“憲政史”的基礎。

  從對《大憲章》的解讀出發,“牛津學派”進一步闡發了“議會主權”論。在斯塔布斯等人的視野中,正是《大憲章》的精神促使議會逐漸掌控了王國的立法、稅收等大權。地方等級代表通過議會對國家事務的參與,真正實現了彰顯“憲政”精神的代議制。這樣一來,“一個代表性的議會的存在”,使英國人的“政治權利”獲得保障。在其運作的過程中,議會“代表這個國家的財富和智慧”,不僅能建議和迫使君主去了解民情,而且能“起草國王批准為法律的文件,監督它們的實施”。這些情況顯示,包含“民眾權利”的“議會自由”是“14世紀的原理”。基於這一原理,“英格蘭民族對於是非了然於胸,銘刻在他們心靈、生活與記憶中的偉大的習慣法”已經涵蓋社會各領域,“指導民眾的自由甚至議會的自主”。英國人民也深知,“國王不能違背誓約”而獨裁,“沒有他們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的同意,國王不能修改法律或徵收賦稅”。如果國王踐踏法律與議會原則,將遭到民眾的抵抗,甚至難以避免被廢黜的命運。推翻暴君理查德二世的“1399年革命”,正是經過議會而完成的,是“議會主權”的充份宣示。


“大憲章神話”的破滅

  隨著學術史的日益更新,這些貌似發現真理並引導人們學術取向的解釋模式遭到不斷的審視、修正乃至顛覆,“輝格解釋模式”也難免如此。

  “輝格解釋模式”問世後,一度在西方史學界極為盛行。受其影響,有的史學家從所謂具有雙向互動的“封建契約”入手,進一步賦予《大憲章》以“平等權利”的意蘊,將封建貴族看作“法治精神”、“民眾權利”的捍衛者,將議會視為這一權利的制度保障。有的史學家從基督教神法出發,論證其中所謂的“公平”、“正義”神聖原則對《大憲章》和議會權威的塑造,以此發掘基督教神學傳統的“憲政”意蘊。經過此類學術觀點的層累與疊加,《大憲章》的所謂“憲政”精神更加濃厚,而“議會主權”的制度優勢愈益彰顯。這樣一來,中世紀英國的政治史就被詮釋為由《大憲章》精神主導的、議會制度實施的法律限制王權的歷史。《大憲章》進而被視為西方的“民主聖經”、“權利之根”,“西方文明優越”論與“西方中心”論從中找到了其獨有的價值源頭與歷史註腳。

  隨著學術史的日益更新,這些貌似發現真理並引導人們學術取向的解釋模式遭到不斷的審視、修正乃至顛覆,“輝格解釋模式”也難免如此。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西方史學界逐漸意識到,“牛津學派”奉行的是一種極具主觀性的學術理路。他們用現代“憲政主義”的有色眼鏡去觀照與裁量歷史,將錯綜複雜、遞進折回的歷史加以簡單化與公式化。他們致力於發掘中世紀史中的“進步原則”,來確認、敘述乃至美化其所處時代的政治現實。不少史學家致力於排除“牛津學派”的干擾,紛紛對中世紀英國政治史進行了多層次、多視角的探究。在一系列的拷問、質疑中,“輝格解釋模式”風光不再,《大憲章》的歷史底蘊與議會權威的真實面貌逐漸顯露出來。

  無論從時代語境還是利益訴求上看,《大憲章》都是一份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在其63條條款中,主旨均在於恢復並確保封建的教、俗貴族在財產、司法和政治諸領域中的封建特權。《大憲章》中不斷重申的“自由”,實際上主要是指由國王授予貴族的特權和教會習慣享有的“自主”的特權。從財產權、司法權的角度看,其中的“自由人”盡管在理論上涵蓋了開始萌生的市民階層,但實際上仍舊是貴族階層的代名詞。對當時佔人口大多數的無人身自由的農奴而言,這些條款並無實質意義。由此不難發現,這一被譽為具有“憲政”意義的“自由大憲章”,其實是封建性的“特權大憲章”。《大憲章》問世後,貴族階層不時鼓吹“王在法下”,援引《大憲章》來與王權抗爭,但它不可能真正限制王權。在都鐸王朝強大的“新君主制”建立後,這份文件甚至沉寂了近一個世紀。只是到了17世紀初,隨著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政治力量的崛起,《大憲章》才再度被發掘出來“重現天日”,並被“輝格”黨人重新詮釋,為其反對君主專制的鬥爭披上“古色古香”的傳統合法外衣。正是基於這些貼近歷史實際的認知,英國著名學者金克斯(E.Jenks)早在1904年就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大憲章神話”一文,指出“牛津學派”對《大憲章》“憲政”意義的詮釋不過是在建構一種違背歷史真實的“神話”。此後,著名史學家麥克基尼(W. S.McKechnie)、漢森(D. W. Hanson)和霍爾特(J. C. Holt)都從不同角度對“牛津學派”的模式予以質疑與挑戰,“大憲章神話”由此在西方失去了神聖的光環。




“議會主權神話”的消解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南,摒除對西方學術的盲目崇拜與模仿,在系統總結與批判借鑒西方史學成果的基礎上展開自主性的研究,應是中國的世界史學界追求與踐行的理性選擇。

  在“牛津學派”看來,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度是《大憲章》精神在制度上的體現。隨著學術界研究的深入,中世紀英國議會的真實面貌在史學家的撥亂反正中逐漸清晰起來。英國議會在中世紀後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獲得稅收、立法等方面的權限,形成了“王在議會”的政治原則。這些的確對國王權力形成了某種制度上的限制,使得國王在議定國家大政時需要與議會進行商討與協調。在國王獨斷專行時,參與議會的教、俗貴族和地方等級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常常啟動議會的相關條例和規制來約束國王。然而,當時的議會君主制從根本上講是封建主階級的聯合專政,議會主要還是與國王合作、支持王權的。這是因為議會畢竟是“國王的議會”,國王是議會的籌劃者和主導者,沒有國王就沒有議會。無論是議會討論的議題、會議召開的時間與地點,還是議會的召集、休會與解散,以及對議會法案的同意或者否決,皆由國王決定。國王時常利用自己的權威操控議會,在立法與徵稅上讓議會為己所用,甚至突破議會的限制而獨斷專行,將議會變為聽命於己的御用工具。正是基於這些情況,20世紀60年代,著名史學家塞勒斯(G. O. Sayles)在其代表作《英國國王的議會》一書的“前言”中,毫不猶豫地認定,“牛津學派”建構的“議會主權”論其實是一個“民族的神話”。這是因為,它按照現代的價值尺度來進行歷史敘事,“使得我們的祖先說我們的語言,按照我們的標準來行動,追求我們的目標”。另一位史學家麥肯納(J. W. McKenna)也基於對史實的辨析,在《英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中世紀後期英國議會主權的神話》一文,對“牛津學派”的謬誤進行了深入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興起的以著名史學家麥克法蘭(K.B. McFarlane)為代表的 “麥克法蘭學派”,對“牛津學派”的“議會主權神話”進行了更深層的解構。在他們看來,制度史的研究不應該流於對規制層面的詮釋,而必須聚焦在創建這種制度並在其中進行活動的社會政治群體的研究。在中世紀後期,由於以貨幣支付來締結主從關係的“變態封建主義”的盛行,擁有諸多私家附庸和武裝的區域性大貴族“超級臣屬”開始崛起,構成了對王權的有力挑戰。這類強勢、顯赫的大貴族不僅干預議會地方代表的選舉,將諸多附庸塞進下議院,讓議會變成謀取私家權益的工具,而且在時機成熟時進行武力篡政。“牛津學派”所謂的“1399年革命”其實也是一個“歷史神話”,是蘭開斯特家族的大貴族假借議會名義進行的軍事政變,並沒有什麼“憲政”意義。此後持續30年的爭奪王位的玫瑰戰爭,其間屢僕屢起的慘烈的兵鋒對決,及其引發的王朝鼎革與劇烈的政治動蕩,更是有力證明了政治實力的對比與戰場上的血腥搏殺對當時政治走向有著決定性影響。

  中世紀英國“憲政神話”的建構與消解,在西方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牛津學派”的史學家中不乏淡泊名利、學識淵博的學者,他們在“憲政史”領域的開拓不僅極大拓寬了政治史的研究空間,而且將政治史的研究與當下的政治現實密切結合起來,這些無疑都應予以肯定。而且,從主觀的角度上看,他們也並非要刻意地杜撰或虛構歷史。但必須看到,由於他們奉行唯心主義歷史觀,片面地強調以“自由”精神為內核的“憲政傳統”對政治史發展演進的決定性意義,致力於以當下現實為坐標去考量與詮釋歷史,按照主觀預設的框架與邏輯進行歷史敘事,將現實與歷史進行牽強附會的配對與機械式的“對接”,最終難免打造出經不起史實檢驗的“歷史神話”。

  由是觀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南,摒除對西方學術的盲目崇拜與模仿,在系統總結與批判借鑒西方史學成果的基礎上展開自主性的研究,應是中國的世界史學界追求與踐行的理性選擇。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1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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