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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天朝拾遺錄)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天朝拾遺錄) E-mail 此主題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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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成長壯大起來了。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慘重傷亡相反,中共卻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占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闢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陝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

其四、在政治上,中共才不僅取得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旗號,又使許多民主人士利用它來要脅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中共的輿論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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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黨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


二、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餘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症。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餘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桿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制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制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戰後的國民黨日漸腐敗了下去,這是事實。但是,戰後國民黨的腐敗,其集中表現和主要表現,乃是通貨的急劇膨脹。而通貨的急劇膨脹和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權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乃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所共有的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但以通貨膨脹為主要腐敗表現的國民黨政權竟失敗了,其他國家非但沒有失敗之虞,卻都能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榮和富強。可見,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亦不是它必然要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戰後的中華民國也能夠象其他國家一樣,不再立即經受內戰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內戰而加劇經濟的惡化,同樣能夠克服通貨膨脹並制止腐敗,從而獲得戰後政治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也就非為“定數”。



[ 本帖最後由 cola88 於 2012-12-17 07:54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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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始于抗戰勝利的前夕,發展於戰後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加劇在國民黨最後失敗的時刻。因此,首先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中華民國國家經濟遭到全面破壞,國力被掏空;同樣因為是戰爭,才使得戰時經濟出現了“高權力和高集中”現象;還是因為戰爭,不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機。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史家統計,戰時中國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佔領,因而作為過去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即損失百分之七十七,鹽稅減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戰時期後方工業的成長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雖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長率得以增長,但一九三七年財政赤字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軍事上,軍費的支出占國家財政的比重,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工業上,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三個月內,被毀工廠即達二二七零家之多,損失資產八個億。農業上,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畝耕地,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原有耕牛兩千三百萬頭,戰時損失八百萬頭。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形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正是長期戰爭的破壞,才造成了如下這樣一個結局: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戰前的一七六三倍。後方有些地區,主要消費品價格則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響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極難抵禦貪污的誘惑,軍官要不吃空軍饗,也必須作超人的克制。銀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張廢紙,中產階級已經從中國的社會消失。”因此為填飽肚子和斂財預後而使官倒滋生,投機成風,國民黨政權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敗局面。尤其是恰當其時的“勝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餓極了、讒極了、也貪極了”的官員,猶如餓虎撲食,不擇手段。

至於在戰爭的廢墟上又爆發的那一場殘酷內戰,對於承擔了八年全面抗戰重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自然只能帶來通貨的急劇膨脹,腐敗的迅速擴張,和党心民心的日趨渙散罷了。這對於一個剛剛經歷了長期外戰、又在被迫進行內戰的政權來說,腐敗雖不是它失敗的原因,但腐敗卻成了它走向失敗的必然夥伴。這是任何一家政權在走向失敗時都不可避免的。

在我們闡釋了國民黨戰後腐敗的成因,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來論及為何國民黨腐敗就要迅速失敗的原因了。

首先,國民黨及其政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場內戰本身。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國民黨於內戰中腐敗加劇這一事實,一方面則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戰所帶來的嚴重戰爭創傷,才在經濟上將國民黨政權拖到了面臨崩潰的地步,也才導致了通貨膨脹及政權腐敗狀況的出現。加之勝利接收中的腐敗行為和接收後在經濟政策上的措置不當,以及內戰本身對於通貨膨脹惡化的強刺激,和學潮、工潮到處製造混亂、動亂、暴亂所造成的惡果,這一切加起來,也就普遍地導致了人民對內戰中之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並由是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數”的一個結果。而這個“天數”,便是三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外患和內憂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交相進攻,以及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內外勾結,合縱連橫,旨在阻斷中國民主進程和顛覆中華民國,所共同造就的一個悲慘歷史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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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三、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 —— 困惑党人民心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自身原因,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因為數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純,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爭連連,從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國國民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長期滲透和嚴重滲透

中國國民黨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但是,如果說它的前身中國同盟會乃是一個有著高純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話,則於一九一二年擴大成立的國民黨,其組織的純潔性,已遠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國同盟會了。孫中山正是鑒於此,才要學習俄黨組織嚴密的經驗。但是聯俄容共的結果,非但沒有嚴密國民黨,卻反而使中國國民黨陷於嚴重不純,直至公開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國民黨人起而救黨,中國國民黨怕早已成為歷史的骨董。雖如此,共產主義的幽靈,不僅從此遊蕩在中國國民黨之中;中共的潛藏勢力,更從此在國民黨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國民黨原來的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亦只要時機一到,便會立即發病。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接受了中共的“輸誠”之後,被中共統戰的國民黨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層出而不窮。在後來的國共兩黨內戰中,中共深入到國民黨核心層次,直至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以竊取作戰機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斷發生,無非是中共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長期滲透所造成。


二、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並沒有使中國國民黨從此成為一個思想統一、組織純潔的黨。除掉中共的暗中滲透仍在繼續以外,蓋因中國國民黨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軍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軍閥,因此,其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一些舊軍人和舊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進了黨內。更有甚者,則是在北伐勝利進軍中,一大批投機革命的舊軍閥和舊軍人,不僅參加了北伐,而且也參加了國民黨,軍閥馮玉祥率全體參加國民黨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後被迫歸附中華民國的大小軍閥,竟也被接納到了黨中。這就使得國民黨變得更加蕪雜。中國國民黨不僅因此而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党,甚至成了一個“招降納叛”的黨。國民黨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標和革命綱領,在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為這些被招降納叛者所接受。這不僅使得國中民眾困惑不已,而且極易產生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同時更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黨中異己者在內戰中對“本黨”的倒戈,埋藏下了極大的危機。

三、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

之前中國國民黨從未有過明顯的黨爭,更沒有鮮明的對立派別。但是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中國國民黨黨爭遂起,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錯雜,互相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因聯俄容共才造成了黨內“右派”和“左派”的出現和對立。二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因蘇俄顧問、中共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聯手爭奪最高權力,遂使國民黨党權大部落入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爭導致蘇俄顧問、中共和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排擠、打擊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派,結果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實力派乘機反擊並獲勝算,由是才有北伐的勝利出師。四是蘇俄與中共唯恐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乃陰謀挑起國民黨更大的黨爭。此舉雖然造成國民黨寧、漢兩個政權分裂的局面,卻最終造成了國民黨先後一致,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後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的告成。其後,中國國民黨的黨爭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局面:


第一種局面是在蔣介石因功勳卓著而成為孫後的新權威以後,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某些“前賢”,他們有的為了爭奪最高權力,而忘記了党、國的存亡;有的則為了自己昔日的功勞,便絕然地要“前賢不讓後賢”;有的僅僅為了一己的權位,竟指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和獨裁者。從第一次渡江北伐時的逼蔣下野,到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的三大軍閥叛亂;從大小軍閥聯合叛亂,到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召開擴大會議,以另立中央和另組國民政府;從各派反蔣勢力借機召開非常會議到三個國民黨“四大”的同時召開 —— 上述種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實在是極大地減弱了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光彩,更在一般黨人和國人面前留下了對國民黨認知的困惑。特別是為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境內外形形色色敵對勢力,指責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甚至指罵她是一個反革命政黨,帶來了藉口。

第二種局面,是在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後,蓋因新舊軍閥不論大小都已經參加了國民黨,因而,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所有大小軍閥的叛亂,以及後來出現過的多次小規模反叛,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內戰”。這不僅使國民黨陷於有嘴說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為中共將新舊大小軍閥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連續叛亂,均指罵成“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找到了頂頂合適的藉口。這一指罵乃極其有效地詆毀了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象,不僅為她在內戰中的失敗預留了影響,而且,更使得這一詆毀的效應,延留在文學創作和歷史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為一些作家和研究家們所津津樂道。



[ 本帖最後由 cola88 於 2012-12-17 07:57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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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一、從“以德報怨”到“全力返俘”的錯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這個以傳統的中國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謂寬容精神為藍本的“以德報怨”政策,雖然從亞洲的長遠利益和戰後亞洲的形勢來看,並非沒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若將它與美國總統杜魯門于同年九月二日為《日本投降文書》簽字所發表的演說相比,我們就能看見兩者之間的絕然不同了。杜魯門說:“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性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這個“以德報怨”政策的影響,才使得何應欽在外戰剛結、內戰立起的險峻形勢下,竟將遣返日本戰俘置放到了頭等大事的地位。不僅調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車船,於兩個月之內即將日本戰俘全部安全送歸日本,而且每一個俘虜還奉送大米三十斤,作為臨別的安撫。當此國共正在爭奪東北的緊接關頭,在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運兵尚嫌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來實施“以德報怨”的精神,說輕了,是謂本末倒置;說重了,豈非有討好之嫌;說白了,如此寬待日俘的國民黨,因很快就要被迫應付內戰,又將使不知內情的民眾產生怎樣的聯想?更何況我以德報怨,善待日本,戰時、特別是戰後的日本,又何嘗曾以德還德於我呢?日本甚至至今都不願承認它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所以,因以德報怨而在遣返戰俘中所犯下的錯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的錯誤決策。

二、甘奉“弱國外交”的嚴重錯失

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曾將中華民國對東北的主權悄悄地當作“禮物”送給了史達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悉了《雅爾達密約》部分內容的蔣介石曾立即電令在三藩市的宋子文拜詣杜魯門總統,反對《雅爾達密約》中有關“租借”的措辭。是年六月十五日,當赫爾利大使送來《雅爾達密約》的全文時,蔣已深感“此約將使亞洲永無寧日”,更意識到“史達林獲東北權益後必對於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僅僅為了順從美國的意見,蔣竟於是年六月至八月,兩次派宋子文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並終於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國已經對廣島和長琦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夜,與蘇聯簽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無疑又是一個嚴重的錯失。因為,一是日本強佔東北和蘇聯進佔東北,在我國同為對東北主權的喪失。因此,被迫同意羅斯福的叛賣而與史達林簽約,其結果不過是“攆走了老虎又迎來了狼”而已。


二是當時日本成為戰敗國,已是定數,敗軍之師關東軍無論如何強悍,也只能是強弩之末了。即便想負隅頑抗,在其國家已經投降並已經被美國控制以後,其動盪的軍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遲對關東軍的受降豈非以逸待勞?換言之,寧肯讓敗國之軍暫駐東北,亦比讓剛剛在西線戰場上打贏了德國的蘇俄驕兵佔領東北為強。因為前者侵略心理已經崩潰,後者卻因戰爭的勝利而野心正熾。史達林之所以一直延遲到日本宣佈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遲至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也就是在等待著關東軍整個心理防線的崩潰。而關東軍之所以兩日之內即被蘇聯軍隊摧枯拉朽似地“打敗”,皆因敗國敗軍不堪一戰而已。

三是時至八月八日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夠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結果無非是為蘇聯出兵東北、佔領東北、掠奪和破壞東北資源,特別是支持內戰送去了一個“合法而又合時”的藉口。更何況史達林早就在談判中明言“條約是靠不住的”呢 !歷史的事實是,蘇聯軍隊在佔領我國東北以後亟欲長期侵佔和大肆掠奪的罪行,實將它要繼續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昭然而若揭。

也許,在羅斯福已經秘密將中國出賣之後,企圖阻止蘇聯以對日宣戰為藉口乘機出兵我國東北,是當時的中國所阻攔不住的。但是,如果中華民國拒不與其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對我國東北的出兵,就屬於不合法,世界輿情就會指蘇聯為侵略。此尤罷了。如果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確知《雅爾達密約》部分內容後,就能對蘇聯出兵東北可能產生的後果周詳考慮,更在六月赫爾利送來《密約》之後,一方面公開抗議美國出賣中國主權予蘇俄,一方面絕對不承認《雅爾達密約》,一方面則因預計到蘇聯佔領東北後,一定會幫助中共出關佔領東北,因而在策略上採取一邊與蘇聯談判以拖延時間,一邊積極謀劃于蘇聯強行出兵東北之前,先在軍事上完成切斷北進關外的部署,以造成未來“關內打狗”、即“關門打狗”的局面,則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勝負,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碼不至於輸得那麼慘。如是而論,雖然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聰明,或僅僅是“非親臨其境者”的妄論,但是,無論如何,本“弱國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於人,或被迫於人,其敗北的成數自然便會大得多。這也是古今戰事的一個普遍道理。孫子所謂“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未戰而廟其勝算,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便是這個道理。況我之卑,必助敵之驕;我之廟算不勝,則必助敵廟算之勝。實非妄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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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夢”的幻滅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感激美國,追隨美國,依賴美國,始終受制於美國和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一個悲劇結局。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為二戰結盟所使然,一方面亦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體所決定,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華民國在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一個錯失,是認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將,卻忘記了美國對內雖擁有一個最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對外卻是一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能夠不惜背棄和犧牲盟友的“列強之一”。忘記了在戰爭中,中國和美國是互有支持,即:你雖支持了我的對日抗戰,我也支持了你的對日太平洋戰爭。更忘記了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造成了美國對我國的需要和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否則就不能解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還在將煉好的石油和鋼鐵運送給日本打中國。因此,任何高於自身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報償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遭受極大的損害。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原則上,犯下了嚴重的錯失。

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二個錯失,是她對美國認識的偏差,才造成了對美國的過多依賴,即在相當程度上,因誇大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智慧,從而為自己的失敗製造了不應有的前因與後果。近百年來,美國在對東方國家的關係上,正是因為在政治、思想、文化、語言上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加上自以為老大先進,又無應有的虛心,因而,才由其對東方國家、民族認識的淺薄和無知,而迭出錯誤的東方政策。就其對中國的關係而言,正是美國對辛亥之後的中國缺乏正確的認知,所以,它才會在前期與其他列強一起,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橫加干擾;在後期,又對中共的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卻對在內憂與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堅持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抱著不應有的反感心態。甚至認為中共是民主力量,而國民黨卻具有封建性質(費正清語)。


特別是當中國內戰已成顯局,蘇俄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共打內戰之時,美國不僅斷絕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卻聲稱“對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內戰,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幫助,以組成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這就不僅令人有背信棄義的感覺,而且令人有反臉無情之恨了。何況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華民國的叛賣,乃是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一九四一年之後,中華民國明明有無數的機會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卻都是因為“美國不同意”而坐失良機。 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卻處處仰仗美國,不僅請求美國大使赫爾利赴延安為國共調停,而且在內戰被迫開打之後又屢屢請美國幫助實現停戰,直至造成中華民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內戰爭竟需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意見。

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失去了大陸,美國也失去了中華民國這個亞州最重要的盟友。
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又在文革時期親赴北京,親謁毛澤東。
美國隨後竟與臺灣斷交,甚至將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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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另一條,這條從本月開始就慢慢變白色,是否一樣生病了?如何解救?
問過如檔的人,他說可能是條魚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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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窯奴事件, 中共不單不說是假新聞, 還高度重視, 除了一位較為敢言的愛共人仕之外 一眾奴才都突然變做懦夫, 不吭一聲, 詐啞詐聾, 視而不見, 視若無睹, 皆因中共主子面對現實也

事隔不夠三個月, 北京假包冒然殺出, 其聲勢掩蓋所有壞新聞, 包括窯奴事件, 中共為了面子, 為了奧運, 唯有兵行險著, 直指是其假新聞
於是一眾奴才全部都像剛剛睡醒的瘋狗般, 一邊對直言指陳過失的人張大血盤大口, 另一邊猛力向主子搖尾乞憐, 有的用掩耳盜鈴法, 有的臭蟲論, 其花款項目之多, 令人眼花繚亂, 一眾奴才眾生相, 在此兩件事上皆表露無遺, 中共有如此多之奴才替其護航, 當嚮導, 中共要成大(件事)國之日, 指日可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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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傳統農業社會, 加上現代工業興起, 對共產黨發展本身已有利! 國民黨多次剿共匪, 也無法根治, 也是這個原因! (張學良也是這個原因, 發動西安事變, 逼蔣介石停止剿共, 國共再度合作)

蔣介石接過孫中山聖諭北伐, 最終成功, 但事實是派系仍多, 蔣介石沒有真正統一中國 (不然, 西方人權份子不會拋出"西藏不屬中國論")

日本侵華的確係國共強約的turning point, 西安事變後, 原張學良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也在抗戰前後先後投共, 抗戰八路軍新四軍又保留實力, 在各地擴軍, 共軍由抗戰前不足2萬升到日本投降後超過100萬!

國民黨依靠蔣宋聯姻, 以孫中山威望, 孔宋家族的人士和財力以及江浙商人巨賈支持, 忽略了中國龐大人口的農民, 是最致命: 抗戰勝利, 但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 (部份因為日本的偽幣), 最富有的資本家早就懂轉移資產, 最窮的農民沒有甚麼可以損失, 但最支持國民黨的中產就成輸家, 結果倒戈共產黨!

另外, 工業化既東北, 基本是蘇聯在8月風暴後控制, 除了幾座城市, 都被交給中共, 加上數十萬滿洲國偽軍和過千萬人口不想當漢奸 (會被國民黨處死) 和不被國民黨承認的朝鮮族被中共承認, 國軍裁軍的人又去了共產黨, 部份東北投降日軍也加入共產黨, 中共短期內多了數百萬正規後備軍人, 雖然國民黨曾在東北城市打敗共軍, 但共軍善打遊擊戰 (國民黨打共軍, 如日軍打國軍一樣, 易攻難守) , 結果, 中共在3大戰役中殲滅俘虜或招安國民黨(黃埔系為主)近200萬部隊, 蔣介石不敗就怪!

多看黃仁宇, 唐德剛, 柏楊的近代史, 答案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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