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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美涕天天都是六四之~民主的血洗拉斯維加



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真相在哪裡?

[隱藏]
郭松民

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準確地說更應該稱為拉斯維加斯大屠殺——所引起的輿論風波還在繼續發酵之中:新聞或評論的焦點慢慢集中在“控槍”問題上,似乎“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爭論也漸漸變成“持槍自由”和“禁槍”孰優孰劣了。

爭論過程中,血腥味漸漸散去,問題似乎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個類似“公共場合該不該禁煙”的無害問題,甚至成了一個略帶玫瑰色的“自由應該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

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反對禁槍的理由是:槍不殺人,人殺人!禁槍只能禁了好人手裡的槍,壞人無論如何都能搞到槍,正因為有危險存在,更要允許民眾拿槍保護自己。


“步槍協會”在現象層面說的是對的:槍沒有思考能力,槍自己不會殺人,殺人的是人,不是槍!但他們只是用這樣的理由反對禁槍,並不願意以此為起點找尋美國社會深層次矛盾,更談不上動手徹底解決矛盾。

一支槍,無論威力再大,只要沒有人裝上子彈,扣動扳機,它也不會殺人。質言之,槍擊案只是現象,而非本質。就像一個人,肺炎發高燒,高燒是現象,肺炎才是本質。只給病人做物理降溫,不用抗生素消炎是不行的。


甚麼是槍擊事件的本質?本質就是美國社會矛盾高度尖銳化,並且已經找不到比直接開槍更好的解決辦法。


把為甚麼殺人的問題,置換為該不該禁槍的問題,巧妙地同時也粗暴地遮蔽了美國社會的真問題。盡管已經發生了巨大災難,拉斯維加斯音樂會廣場上也已血流成河,但美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不僅不能因此得到解決,甚至也得不到正視。

美國事實上已經陷入一場低烈度內戰——每年約發生12000起槍殺案,平均每天有93個美國人被槍殺,其中包括7個孩子,受傷的人數是死亡人數的兩倍。自1968年以來,死在美國境內槍擊案的人數要多於美國歷史上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


關於製造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的兇手帕多克的動機,隨著現場照片的流出,美國一些社交網站上已有人分析說他是“自由派”。而受害者,即在鄉村音樂會現場的那些觀眾,則多數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喜歡鄉村音樂的在政治上基本多為保守派。

如果這一分析最終被證明是對的,就意味著美國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鬥爭,已經從“選舉”、“輿論”的形式,昇級為用自動武器連續射擊的形式,這不是內戰又是甚麼呢?


美國主流媒體都心照不宣地迴避了對帕多克動機的追問。他們深知,一旦揭示了真相,美國處於“陰燃”狀態的內戰就會變成明火,很可能再也無法撲滅。


有“民兵”和“私刑”傳統的“紅脖子”們的報復將是規模宏大且殘酷無情的。而這場內戰對美國的影響也將會和南北戰爭截然不同,南北戰爭導致了美國的工業化和繁榮,但這場內戰無意會導致美國的分崩離析,甚至最後消失。

所以筆者判斷,FBI的調查將是漫長的,最後很可能以宣佈帕多克是精神病來結案。

在美國,真相總是要服從現實政治的需要。無法滿足現實政治需要的真相就不是真相。

當然,更進一步的說,“不同政治派別之爭”其實也是一種現象,問題的真正本質,則是階級鬥爭(姑且讓我用一用這個“陳舊的詞彙”)。

今天的美國,階級對立並非以卓別林時代的工業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表現出來,而是以草根和精英之間的對立以及他們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表現出來,即“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打出的標語“1% VS 99%”。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進入了貧富差距擴大的軌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劇,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甚至低於1999年的水平。

1980年到2015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佔美國全部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佔比則從16.5%飆昇至22.1%,佔家庭總數80%的中下層家庭總收入佔比從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總收入為2.2萬億美元,是美國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的7倍。


美國嚴重的貧富差距所導致的階級對立,或者說草根和精英的對立,在美國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背景下,在掌握話語權的美國精英的刻意誘導下,最終以族群衝突、文明衝突甚至女權、同性戀權利等種種亞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些矛盾是貧富對立的表現,最終又遮蔽了貧富對立,使之隱而不顯,不能成為社會真正關注的中心,以免一不小心召喚出共產主義的幽靈!


同時也可以有效防止那些“白種垃圾”和貧民窟的黑人、非法居留的墨西哥偷渡者等聯合起來共同面對真正的敵人,讓他們互為敵人才最符合精英的利益。

“禁槍”並不能使這些矛盾消失,僅僅會使這些矛盾爆發出來的時候,不那麼慘烈罷了,把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禁槍”或“持槍自由”其實也是符合精英利益的。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1415988497846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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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早在100年前,就科學解讀了拉斯維加斯槍擊案與“持槍權”



近日來,拉斯維加斯的槍聲又讓一批人從美國民主的神話中驚醒。不少愛國網友發表了很多對於美國“持槍權”和犯罪的嘲諷。然而,僅僅把話語停留在“持槍與犯罪”的層面,其實恰恰再度落入了西方世界的話語陷阱:比如說,日本和韓國就是實行嚴格控槍的,是否證明了它們就是中國是應該學習的榜樣呢?

準確的說,是否允許持槍從來不是治安好壞的決定性因素。像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以民兵等形式民間持槍的現象要比當下多得多,但是社會治安反而要比當下好,幾乎看不見惡性犯罪。這當然不是允許民間持槍的功勞,也不能說當時如果禁止民間持槍犯罪率就會進一步下降。而且,資本主義國家究竟應不應該具有持槍權?禁止和平居民持槍是否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之一?未來社會應該怎樣根治犯罪問題?這恐怕都是我們不得不進行思考與解答的。

不過,我們也不用太過較勁腦汁。因為,早在100年之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部力作當中就已經把這些問題以及相關問題說清楚了。接下來,筆者就談一談列寧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析。

今天很多人表示,美國允許私人持槍導致警察開槍的門檻降低,每年都有大量被警察槍殺的人存在。但是問題在於,兩者之間是否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如果今天美國禁止私人持槍,是否警察開槍的現象就會大幅度減少甚至消失了呢?顯然,恐怕那些嘲笑美國私人持槍的愛國網友也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其實,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早就指出,這種血腥的鎮壓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由於美國的國家性質決定的,也就是警察和軍隊等國家機器實質上是少數資本家的奴才,所以就必然帶有血腥性,無論是否允許持槍都不會改變:
引用:
在資本主義下存在的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而且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很明顯,剝削者少數要能有系統地鎮壓被剝削者多數,就必須實行極凶狠極殘酷的鎮壓,就必須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類在奴隸制、農奴制和雇佣勞動制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同樣,當前的中國之所以警察在開槍的問題上十分謹慎,說到底還是由於國家的性質與社會主義的革命傳統決定的。並不是說由於中國不允許持槍所以導致警察開槍謹慎,而是由於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決定了不允許警察草菅人命、隨意開槍。像20世紀50年代時持槍比較容易,但是也並不代表當時的警察就可以像今天的美國警察一樣隨意開槍。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當中指出的:
引用:
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雇佣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雇佣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為美國允許私人持槍而歡呼,認為其為開展革命提供了某種便利呢?當然也不是這樣,如果要是這樣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那麼也就淪落到和反共公知們一起歡呼“美國有推翻暴政的權利了”。且不說這本身就是一個謠言,即使真的有這種權利,那麼首先不同的人就會對“暴政”有不同的解讀。像對於資本家來說,工人農民當家作主就是“暴政”,而對於工人農民來說,資本家當家作主就是“暴政”,很難有雙方共同認可的“暴政”。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家控制輿論的環境裡,所謂“暴政”指的只能是工人農民等廣大勞動者當家作主。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便深刻的分析了美國式民主的實質:
引用: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那麼無論在選舉權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細節上(居住年限、婦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機構的辦事手續上,或是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建築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辦報原則上,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來對付窮人的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礙,看起來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貧困、從來沒有接近過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生活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也得佔十分之九)看起來是很微小的,但是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馬克思正好抓住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


或者更深一個層面上來說,革命本身就是必然違反法律與制度的,如果要是把希望寄託於統治者恩賜的“持槍權”上面,那還不如一開始就不要革命。就像中國人的那一句老話,只有“捨得一身剮”,才能“敢把皇帝拉下馬”。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在分析完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之後立即強調在革命時期必須實行專政,並對於那些鼓吹合法鬥爭的自由民主鬥士們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引用:
從這種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資本主義民主向前發展,並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是簡單地、直線地、平穩地走向“日益徹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


這在那些“自由派教授們”眼中自然是不得了的“暴政”,然而在廣大勞動者眼中卻是最高層次的民主。人的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

那麼,今天的中國不允許私人持槍是否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呢?未來社會應該怎樣從根本上禁止犯罪呢?列寧也同樣對這些問題作出了闡釋,在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仍然“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所以說到底是否允許私人持槍只是一個形式問題,無論是新中國前30年代的民兵普遍持槍還是當下的禁止私人持槍,只要國家的根本目的沒有改變,其實質就是一致的。至於根本上消除犯罪的問題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決。甚至可以說,不需要特殊的國家機器也足以制止犯罪:
引用:
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完全不需要國家,因為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了——這裡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份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採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行動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什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強行拉開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極端行動的根本社會原因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極端行動就必然開始“消亡”。


看看吧,今天我們很多人認為難以解答甚至不可思議的事情,在革命導師的眼中就是這麼簡單。最後再概括一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為代表的“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極端行動”根本原因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並非在於美國有“持槍權”。美國警察敢於肆意開槍而中國警察開槍謹慎也並不是因為兩國對於槍支管理的規定不同,而是兩國的國家性質不同決定的。要消除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一類極端行動,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如果消滅了剝削制度最終實現了共產主義,那麼極端行動就由普遍現象變成了極個別人,甚至用不著專門的國家機器由普通人就足以制止了。這,就是列寧100年前在《國家與革命》中對拉斯維加斯槍擊案與“持槍權”作出的回答。

謹以此文紀念《國家與革命》發表100週年。


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20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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